影視歌曲切忌千篇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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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銳評】

原標題：影視歌曲切忌千篇一律

近日，影視原聲音樂綜藝節目《劇好聽的歌》上線，引發了業界對影視歌曲創作的關注。近年來，以影視歌曲助推影視作品宣傳發行的做法日漸成熟。但與之相對應的，影視歌曲給人一種千篇一律的感覺,其中能跨越粉絲圈層、引發全民傳唱的爆款并不多見。為何影視歌曲如今經典難現？這個問題值得思考。

作為影視藝術的有機組成部分，影視音樂包含主題歌、插曲等。其中，影視歌曲往往因歌詞內容與故事劇情緊密貼合、旋律優美動聽等原因，受到大眾歡迎。優秀影視歌曲能渲染氣氛，增強劇情感染力，與影視作品彼此借力，實現雙贏，一同成為經受住時間考驗的經典。從電影歌曲《我的祖國》《花兒為什么這樣紅》，到電視劇歌曲《敢問路在何方》《枉凝眉》《渴望》，一首首膾炙人口的影視歌曲承載著不同時代的影像記憶。每每響起，都會打開一條時光通道,讓人們的思緒回到經典影視劇的絢麗世界，重溫其中的精彩故事和動人情感。

然而，隨著媒介技術更新迭代，受眾的視聽習慣不斷改變，影視歌曲的傳播鏈條也產生巨大變化。從銀幕、電視機到電腦、手機，人們觀看影視劇內容的終端發生遷移。如今，越來越多人適應了小屏移動化、碎片化、互動化的觀看方式，常常在片頭曲或片尾曲處快進。這種變化使“受眾被動完整收聽”的傳播紅利越來越小。

與觀眾接觸影視歌曲的時間和機會有所縮減相對應的，是當下影視歌曲在整個影視生產創作流程中的相對邊緣地位。相較于表演、劇本、制景等方面的成本，用于影視歌曲的投入相對較少。資金不足，使粗制濫造成為可能。還有的制片方雖然重視影視歌曲環節，卻將其當成宣傳營銷的工具——影視作品在上映播放前，先發行影視歌曲，以此引發輿論對相關話題的討論，使受眾形成收視期待，由曲看劇。抱著這種目的創作的影視歌曲往往將商業利益的考量凌駕于藝術質量的堅守之上，圍繞如何吸引眼球、博取關注做文章。

出于這些原因，影視歌曲頻頻出現藝術質量不高、劇曲分離、人歌分離等問題。部分歌曲缺乏個性特色：有的旋律套用通用和弦，辨識度不高；有的歌詞千篇一律，無論什么題材、故事的影視作品，都使用“愛戀”“宿命”等陳詞。部分歌曲文不對題，風格與影視作品不符。比如，有的古裝題材影視劇的歌曲現代感十足，有的喜劇橋段所配的歌曲歌詞卻悲傷糾結，讓觀眾出戲。也有部分影視歌曲為了吸引粉絲，選擇唱功、音色與歌曲并不匹配的影視作品主演擔綱演唱者，導致作品質量被觀眾詬病。還有的歌曲慣性化使用圈里幾位經常演唱影視歌曲的熱門歌手。他們總是演唱某種特定故事類型的影視歌曲，給觀眾留下了“悲傷結局”歌手、“不甜不要錢”歌手、“勵志搞事業”歌手等固化印象。他們的聲音在影視劇中一出現，觀眾就大概能猜到之后的劇情走向。凡此種種，都導致影視歌曲難以跨越圈層，無法與影視作品一起，成為廣為流傳的經典。

不過，這幾年影視作品中也有不少歌曲出圈，如電影《我和我的父輩》的主題曲《如愿》、電視劇《人世間》的同名主題曲等。總結這些作品成功的原因，首先是堅守劇曲合一。影視歌曲是影視作品的有機組成，應在劇本創作同時著手設計。創作時要結合作品的人物性格和情節發展創設旋律，再配合情節的起承轉合進行變奏，形成旋律、節奏、速度貼近主題意蘊的影視歌曲。如歌曲《好漢歌》粗獷豪放的詞曲和電視劇《水滸傳》一群仁人志士轟轟烈烈與命運抗爭的劇情十分熨帖；歌曲《枉凝眉》黯然惆悵的曲風和電視劇《紅樓夢》一眾人物的悲劇命運暗中貼合；歌曲《人世間》中“我們啊像種子一樣/一生向陽/在這片土壤/隨萬物生長”的歌詞與電視劇中周家人從容面對生活苦難、始終向往美好的人生故事恰切相融……劇與曲的結合讓旋律渲染了情感，讓詞作升華了畫面，產生“音畫合一”的適配感。其次，由于傳播鏈條改變，影視歌曲在很多情景下從以視覺性為主的影視作品“伴隨文本”變成了獨立成曲的“原文本”，若想被受眾廣為傳唱，還需在注重劇曲結合的基礎上，提升歌曲本身的藝術質量。這要求包括作詞、作曲、編曲、錄音等在內的歌曲創作者嚴肅創作態度，提高制作水平，不能局限于固定模式或套路，一味迎合市場，而要勇于創新突破，不斷探索音樂創作的藝術邊界，將“流水線生產”變為“高級定制”。

移動互聯網時代，傳播平臺的多元化、傳播主體的大眾化、傳播方式的多樣化，也給影視歌曲傳播帶來一定利好。比如網友模仿、翻唱等二次創作，以及線上線下影視歌曲演唱會等展演方式可以延長影視歌曲的藝術生命，實現“長尾效應”。所以，影視歌曲在堅守藝術質量的前提下，也可以適當考慮影視作品的傳播節奏。打通生產鏈條與傳播鏈條，融合音樂創作、音樂表演、影視制作和影視宣發各個流程，在出品、制作、發行、版權、營銷等環節中做到影視劇與歌曲雙向奔赴。相信在相關部門的指導引領下，在影視從業者、音樂從業者、平臺機構的共同努力下，影視歌曲將以高超的藝術質量和深遠的社會效益，再創經典薈萃的美好時代。

（作者：張梅、蔡楓苗，分別系福建師范大學教授，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科研助理。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數字媒介時代網絡公共輿論的共識建構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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