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萬古流 江南文脈遠 即時焦點

原標題：南博大展聚焦長江下游文明（引題）?

大江萬古流 江南文脈遠（主題）

人民日報海外版記者 尹曉宇

(資料圖)

長江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為中華文明的誕生和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息的滋養。

2023年的新春大展，南京博物院聯合安徽博物院、南京市博物總館、蘇州博物館、鎮江博物館、揚州博物館、常州博物館等長江下游共10家文博單位推出“大江萬古流——長江下游文明特展”，用250件（組）展品集中展示長江下游地區的文明起源與發展歷程，闡釋長江下游文化的物質載體和精神內核。展覽中一級文物多達60件（組），其中不乏“鎮館之寶”和明星文物。

這不是南京博物院第一次舉辦長江下游文明的大展，早在1989年，南博曾舉辦“長江下游五千年文明展”。正如南京博物院名譽院長龔良所言，上世紀的那次展覽偏重于歷史線性敘事，而此次展覽則通過“江水天上來”“萬水千帆過”“何處是江南”“共飲一江水”4個單元，展現多元一體的文明起源中長江下游文化的豐富樣態以及綿延至今的江南文脈。

百川匯流

長江下游起于江西九江，經江西、安徽、江蘇，在上海吳淞口匯入東海，長約835公里，流域面積約13萬平方公里，是長江水量最大的河段，也是全流域最富庶的地區。

在距今200多萬年的舊石器時代早期，長江下游已經有人類繁衍生息。距今1萬年左右，江西上饒仙人洞、浙江上山遺址等地出現人類活動的跡象。展覽中有一塊發現于南京溧水神仙洞的陶片，距今約1.1萬年，這是長江流域最早發現的有完整地層層位記錄的萬年以上陶片，是新石器時代早期人類文明的重要標志。

新石器時代，長江下游的文化面貌豐富多樣，太湖東部的馬家浜文化、太湖西部的駱駝墩文化和浙江寧紹平原的河姆渡文化三足鼎立。

展柜中，來自蘇州草鞋山遺址的圜底釜和溧陽東灘頭遺址的平底釜分列兩側。在距今約7000-6000年的環太湖地區，陶釜呈現出“東圜西平”的風格，反映了馬家浜文化和駱駝墩文化的差異。

距今約6000-5300年的南京北陰陽營遺址出現了大量做工精細的石器。此次展出的七孔石刀，周身磨光，邊角打磨得很光滑，雙面刃。刀背附近橫列圓孔7個，以便穿繩加固于柄上。這一時期，農業是該地區主要的經濟活動，水稻是主要的農作物。

江蘇興化蔣莊遺址是長江以北首次發現并大規模發掘的良渚文化聚落，打破了以往學界認為良渚文化不跨過長江的觀點。展覽中的八節玉琮來自蔣莊遺址，每一節都裝飾著簡化的人面紋。同屬良渚文化的常州寺墩遺址，出土了一件精美的漆彩陶壺，壺的上腹部有紅黃黑三彩繪制的兩組絞索狀編織紋卷尾鳥形象，構圖精巧，顏料含有大漆成分，是中國史前漆彩陶器中的精品。

商周時期，以太湖流域為中心的吳越文化成為長江下游文化的代表。吳越人的青銅冶鑄與陶瓷制作工藝非常發達，青銅兵器尤為精良。來自鎮江博物館的西周青銅鳳紋尊體形碩大，繼承了中原青銅器風格，又融入吳地文化特色。其青銅配方中鉛的含量大于錫，異于中原地區青銅器；器身上精美華麗的紋飾盡顯吳地制作的細膩。來自蘇州博物館的吳王夫差劍因有“攻敔（吳）王夫差 自乍（作）其元用”兩行銘文，確定為吳王夫差所用。全劍為柳葉形，劍格兩面有深峻的獸面紋，花紋部分原鑲嵌綠松石，現一面已散失。劍首呈圓柄狀，上有8圈同心圓紋，深度2-3毫米，厚度不到三分之一毫米，體現了吳越地區高超的鑄造工藝，被譽為“吳越青銅劍三絕”之一。

印紋硬陶與原始青瓷是吳越文化獨具特色的物質載體，表現出與中原不同的文化面貌。無錫鴻山邱承墩越國貴族墓出土的原始青瓷冰酒器反映了戰國時期貴族的精致生活。這套器具由承盤和冰酒器組成，冰酒器外鼓，上部有13個圓孔。使用時，在承盤中放置冰塊，在冰酒器內盛水，再將盛滿美酒的酒杯放在冰酒器的圓孔中。

秦漢時期，吳越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等共同匯集于大一統帝國中，猶如涓涓細流匯聚成奔騰的長江。隨著絲綢之路興起，一些域外文化元素傳到長江地區。展覽中有一組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出土的西漢鎏金銅犀牛、鎏金銀銅象，頗具異域風情。專家根據形態判斷，這件犀牛應為蘇門答臘犀，原產地不在中國。

千帆競渡

長江下游，水網密布，千帆競渡。六朝時期，由于中原戰亂，衣冠南渡，北方先進的技術和文化紛紛涌向長江下游地區。自此，中國的經濟文化中心逐漸南移，以六朝都城建康（今南京）為代表的江南地區在漁耕農作、交通貿易、城市建設等方面迎來了空前的發展。

出土于南京衛崗的灰陶倉是六朝時期典型的隨葬物，顯示了當時倉廩豐實的社會面貌。陶倉頂為斜坡式，雙鴟上翹，設瓦楞，前墻上方開5個方形窗并有窗蓋，可用繩子固定。江南稻作農業十分發達，到了宋代已有“蘇湖熟，天下足”的說法。

宋代紡織業中心南移到江浙等地，明清時形成了南京、蘇州、杭州三大織造中心，誕生了云錦、緙絲等流傳至今的技藝。展覽中有一塊清代絳色緙絲五彩金龍紋袍料，緙織的五彩金龍飛騰于如意云紋和纏枝牡丹之間，牡丹枝蔓綿綿，圖案細膩，配色富麗，寓意富貴綿長。紡織業的繁盛，為江南贏得了“衣被天下”之美譽，江南紡織品還通過絲綢之路遠銷歐亞。

江南城市中既有古都建康這樣的巍巍古城，也有南宋臨安（今杭州）這樣的繁華都市，還有雄踞大運河口岸的揚州、魚米之鄉蘇州……長江、運河、海洋讓江南與全國乃至世界連接起來，不斷拓展著江南文化的輻射范圍。

來自揚州博物館的打馬球圖銅鏡是唐鏡中的珍品，反映了中外文化交流。銅鏡為菱花形，鏡背紋飾是四名騎士手執鞠杖、躍馬奔馳作擊球狀，人與球之間襯以高山、花卉紋，表現了在郊外運動場比賽的情景。馬球運動源于波斯，漢代傳入中國，到了唐代深得皇帝和貴族喜愛，成為銅鏡紋飾中的一種題材。

同樣來自揚州博物館的白釉褐彩轎車刻畫了貴婦人出行的場景。此車為牛駕二輪輿車，牛首飾瓔珞。方輿廂，篷頂貼飾寶相花，束帶。車內端坐一位高髻簪花的貴婦，前方左側站立手扶牛角的馭者，右側為一騎馬佩箭箙的侍官，車后有兩名扶轅侍從，輪側各有一只小犬。唐代《輿服志》中記載，四品以上命官和受到朝廷封賞的誥命夫人才能乘坐相應地位的牛車。這件作品造型復雜，做工精致，堆塑的人物、動物十分生動，反映出唐代制瓷的高超水準。

插花、養石、品茶、點香……江南文人雅致的生活情趣也是長江下游文化的顯著特點。蘇州虎丘孫吳墓出土的銅熏柄上龍首栩栩如生，龍頸鱗片刻畫細致，渾圓的爐身玲瓏剔透，鑄有數個青銅小人。此器造型有別于中原地區的銅熏爐，有較強的南方地域特色。

人文淵藪

“東南財富地，江南人文藪。”在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的基礎上，江南文化也大放異彩，在教育、文學、戲曲、書畫、工藝技術等方面孕育出璀璨成果。

杭州、南京、蘇州先后成為印刷業中心，雕版、活字、套印逐步引領印刷業的發展，典籍的富足促進了教育的昌盛，江南地區進士及第的數量長期居于全國之冠。

文房四寶是文人必不可少的工具。安徽以宣筆、徽墨、宣紙、歙硯“四寶”而聞名天下。御園圖集錦墨是清代徽墨的代表作，共64錠，形態各異，正面書寫樓閣景觀名稱，背面繪制清代宮苑名勝，側面陽文“嘉慶年制”。展覽中有一套安徽博物院藏的御園圖集錦墨墨模，原屬宮廷之物，乾隆以后徽州各制墨作坊多有翻刻、增刪。

從“二王”書法、顧愷之繪畫，到“元四家”“明四家”“揚州八怪”……江南書畫名家燦若星河。朱耷的《水木清華圖》，構圖奇險，崖石陡峭險峻，山頂巖石間盛開著朵朵芙蓉和其他野花，石旁坡岸近水處，荷花掩映在荷葉間，或隱或現。

昆曲是江南頗具代表性的文化符號。展覽中有一組昆曲暗戲，由墨玉、水晶、綠松石、瑪瑙等制成，小巧玲瓏。昆曲暗戲是明清時期資深戲迷的游戲工具，一套暗戲代表昆曲的一折，包括多種珍貴材質雕磨而成的戲曲用具，如戲中人物的鞋子、帽子、琴具等。此套暗戲共有34組、117件，是目前所知最全的暗戲，此次展覽展出了其中的19件。

長江下游地區的陶瓷、漆器、玉器等工藝歷史悠久，經過幾千年傳承發展，形成了數個工藝品生產中心。

被譽為南京博物院“18件鎮院之寶”之一的金蟬玉葉在此次展覽中亮相。晶瑩剔透的玉葉襯托著一只栩栩如生的金蟬，金蟬的含金量高達95%，采用壓模鑄范、薄葉延展等工藝制成，玉葉材質為和田羊脂白玉，厚度僅約2毫米，綜合了陽線、陰線等多種琢玉工藝。這件金蟬玉葉出自蘇州五峰山張安晚家族墓，出土時位于墓主人頭部，同時出土的還有銀笄、金銀嵌寶玉插花，證明這件物品是貴族女子頭上的發簪。它體現了明代蘇作金器、玉器的高超水平，目前為孤品，十分珍貴。

江南文脈綿延千年，至今仍生機勃勃。展覽第四部分為沉浸式藝術空間，以視頻等形式展示了長江下游地區當代城市文明的斑斕光影，讓觀眾感受到江南文化基因在當代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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