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要聞：江南之“物”的文化性

原標題：江南之“物”的文化性

王國偉

最憶是江南，我們憶的路徑在哪里？以環太湖流域區位為核心的江南地區，歷史上先進的生產方式，總是伴生著高品質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方式，最終形成了安居樂業的生活共同體和家園情懷。我們今天十分迷戀的江南文化，其豐厚的底色，也就是沉淀在高品質的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方式，并在不斷的演進中，形成高度審美，最終建構了人們共同的心理認同和文化歸宿。

(資料圖片)

作為精神性導向判斷的文化方式，文化傳承與認知，需要依賴對接歷史與現實的媒介，這就是可視、可感知、可觸摸、可轉化的“物”，在物中搭建鏈接歷史與現實的場景力。千百年來、特別是明清時候的江南地區，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文化的“富礦”，豐厚的“礦物質”在我們實感中，沉淀為我們今天還能直面的各種物。顯然，豐富的生活是由“物”構成具體內容的，人們帶著各自的文化認知和藝術發現，不斷使用并創造出物。“物”的進化歷程，就是不斷疊加與沁入人們審美感知的過程。格物致知，對物的撫摸、關注與審視中，“物”就有清晰的生活遺留的痕跡，具有了生命延續的溫度，浸透著深厚的審美信息，透瀉出豐富的生活質感。

“物”的創造過程，始終與人們普遍的知識汲取活動互為因果。連續的時空運動，物始終呈現其鮮活的特性。因此，物的證據、證物、證美價值，就能連接起一個個生命的鏈條與基因密碼，把具體的、個體的人創造的價值無限延伸，進而成為抽象化與精神化的“物”。物也就從使用對象走向了審美對象，成為文化的“物”。此時，“無生命”的物替代了人，人性的“物”和“物”性的人，深度融為一體，物就成了文化的表達對象。

那招人喜愛與近乎迷戀的江南之“物”，有哪些文化調性和審美特征呢？

遮與不遮：玩味江南美學

作為江南“物”的最高形態之一的建筑、園林，是典型的人工化的空間之物。“真自然與假山水”，是江南文化中自然主義與人文主義高度結合的通俗表達，也是超然與世俗融合最為緊密的空間設計理念的實踐成果。人為創造的空間，是安放身體的地方，滿足私人化、性別化的空間功能定位，創造身體性感受的和諧，就越過了物理空間物的屬性，直面“遮蔽與打開”的哲學人生命題了。“真自然”是物理世界，是我們生理性觀看的對象，受到視網膜觀看的限制，是有限的觀看。而“假山水”則是精神挪用并投射到物質上，去突破物理空間對自然的遮蔽，是無限的觀看，這種觀看能打開我們內心世界的感受力。在江南建筑園林的空間安排上，實的材料與虛的空間巧妙布局，設計分寸感的高度把握，創造出普遍意義上的文化編碼。引入自然、挪用自然、創造自然并重，破界也就在立界之中。

“鏡中月與人中物”，是空間關系場景美學的點睛之筆。建筑是人與物構成的場所，其內部是組成具體生活內容的空間實體，而特意設計的窗欞、庭院與回廊，就是突破實體邊界，導向更廣更遠的虛體的通道。這個通道既能接納外面日月山水參與對內部生活空間意境的建構，成為人的心靈活動對象，又能讓人在內外空間中有序地來回穿梭，創造出豐富而不同的體驗轉換。“鏡中月”是人的經驗與自然對接，“人中物”則是人對物的隱喻性感受。山水畫正是這種體驗的外化，寫實與留白同構，也就代表著中國山水畫的最高意境。

古典的物中往往充滿著原始現代性的基因。越古典越時尚，這是“物”創造和進化過程中的辯證法。“遮與不遮”，既是生活現象，更是文化判斷。屏風作為可移動的遮蔽物，因為脫離了對建筑的依附，可獨立擺放后，超越物理層面的遮蔽，成為意義表達、藝術實踐的重要對象。對元素和概念的任意有機提取，圖案、器型、場景都成為屏風表達的資源，屏風+藝術判斷=主觀動機，充分呈現出所有者的哲學意境和審美意象。屏風創建了物的自由和放達，通過物的組合，在室內創造山水意境的寄情方式。由此，屏風就是具有了現代性特征的物。

刪繁就簡：折曲人與物的關系變量

家具比任何器物都更靠近人的身體，家具與人的行為融為一體，形成親密性接觸關系。家具物種中，椅子又是中外設計學最為典型的器物創新對象，一直處在家具設計與創新的前沿。座椅產生的基本目的是滿足人們坐的需求，坐得舒服是首要目的，因此，國際上最為經典的巴塞羅那椅、里德維爾椅、漢斯椅，設計師的所有智慧首先凝聚在創造“物”的舒適性目的之上。這種需求的滿足，有科學的人體工學原理的支撐，也促進了設計理念與技術的不斷進步，根本意義是對身體的充分尊重。其次，上述大師椅在滿足坐的舒服之后，開始追求藝術造型與材料、色彩的有機和諧，由此，文化性和藝術性就誕生在這些物上。

中國傳統社會，椅子擺放位置，深刻地暗示著家用與公器使用中的政治與倫理意識。官帽椅的方正與端莊，意指所坐之人的社會與家族地位。公堂之上，權力落定；大堂居中，家族至尊。椅子所具有的座次層級與身份認定，長期被約定俗成為社會基本規范。官帽椅是當家人或是主人的座椅，不但是權力所屬與家規所依，也成為家庭與社會的政治管理框架在“物”上的直觀體現方式，更是所有中國成名的古典家具流派不得逾越的規矩。

出自蘇州香山幫精湛的工匠技術的蘇式家具，開始破局。雖然也受到普遍意義上的政治、倫理觀念影響，但是，蘇式家具受地方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的影響更多，江南特有的水性文化特征與文人藝術的細節審美特性，這些縝密的感受與藝術品質的追求，充分地滲透進設計和創造之中。這不但凸顯了文人的個性意識與閑適的生活態度，也適度弱化了政治含義。高度發展的社會經濟與異常活躍的文人藝術創作，開始重構社會、家庭精神結構，刻板的官帽椅一再被藝術性解構，最終創造出完美的蘇式圈椅。不斷地刪除繁復與贅述，走向線條簡單、流暢、比例適度，風格趣味更加簡潔、清麗、散淡，恰好匯入世界極簡主義的設計主流。蘇式家具物品被不斷“風格化”和“模范化”，讓人在想象和聯想中完成對物的功能性超越，追求卓越感就自然成為人們普遍的價值心理預期。

取半舍滿：抱樸于心之道

所有的“物”，首先都是為生存和生活需要而創造的。功能性和日常性是所有物的創造前提，只有進入日常生活，“物”才具有普遍意義。江南文人普遍喝茶，從飲茶到用茶，再到品茶，茶具就是一種提升媒介。上升到茶藝，就產生了儀式感。茶具首先是飲水的器物，完成的是身體性滿足。但中國古典文化特別是江南文人的生活實踐中，喝茶是文人歡聚的方式，其中創造出帶有文化解讀的各種飲茶趣味，在茶香冉冉升起的空間中，參與者都成為“氛圍人”，被籠罩在“和”與“融”的境界之中。從生理狀態的飲茶，到精神狀態的品味，物中相遇的人，傳遞的是中庸、含蓄、協調的心境，建構的是取半舍滿的人生態度。

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戀物雖是消費時代的原生推動力，但在江南文化中，其精神要義首先是在物的行為過程中，回復本真，心中藏拙，舍才能得，物才有性格。一次次物中相遇，其實就是通過物，建構人的精神回路，回到自身，反思自身。這種相遇是在取舍之間，完善生命的存在狀態，開出燦爛的生命花朵。

其次，“物”是裝飾和審美之源。生命的趣味，在于創造和審美，生命才會生生不息。與人的生命存在對應的是“物”的存在。“物”一直是人的完善和社會進步的標志，隨著裝飾和審美的加速迭代，物的使用價值逐漸被交換價值取代，物的初等功能價值會讓渡給符號價值。物的二次度功能，就把一個個具體的物，轉換為虛構的“個性化”的物。歷史循環中自然帶出的神圣和儀式感，就是蘊藏在我們不斷認知和發現的“物”中。

江南之“物”，代表了江南文化的至臻境界，是文氣與匠氣高度混合而成。物是一種存在，物也是一個巨大的隱喻。召回這些物，用身體激活物，是物的最好歸屬。因為，物的集合的向心原點，是人的行為與判斷方式，物始終參與著我們的心理重建，并在重建中形成物與人的新型關系。起點與終點接續，物就進入文化審視的程序之中，最終完成物質與精神的深度折疊。

（作者為同濟大學教授，上海戲劇學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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