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的春秋|環球今日訊

原標題：蘇州的春秋

【資料圖】

顧小平

天堂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蘇州人喜歡把文化發源時間追溯到春秋時代吳國。把泰伯、仲雍南奔作為蘇州文化的發端，把孔子唯一的蘇州弟子言偃奉為禮儀之先賢，譽為南方夫子。

提到出狀元的蘇州都說文化底蘊深厚，是一個被文化熏陶的蘇州，是溫文爾雅的蘇州，是吳儂軟語的蘇州。其實，蘇州的祖先曾是習武好勇之輩，吳王夫差北征越國，西征齊國，公元前514年，伍子胥愛命規劃與創建吳國大城，蘇州即成為“霸主”吳國都城，開鑿了一條從蘇州經望亭、無錫至奔牛鎮，達于孟河，入長江，到邗江的運河，這就是現在江南運河的雛形。《漢書·地理志》記載：“吳、粵（越）之君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這便是對吳越古代民風的概括。

蘇州人先輩居住在三江五湖的水鄉澤國，耕種、漁獵到相互間往來都與水密切相關，三江五湖常有驚濤駭浪，稍一疏忽或用力不到，就會檣翻楫毀。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既需要機智、敏捷，更需要武力和勇敢。加之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紛爭，外部的因素與內部的生存環境，培養了蘇州人好勇尚武的性格，潤育了太湖船拳，后來鑄就強大的東吳水師，如今成為了非遺項目。還有專諸之類的俠客等，干將、莫邪所鑄造的劍更是聞名至今。

直到秦漢之際，蘇州人一直延續著尚武之風。《郡國志》說：“吳俗好用劍，輕死；又六朝時多斗將戰士。”《隋書·地理志》談到江南風俗時說：“人性并躁動，風氣果決，包藏禍害，視死如歸，戰而貴詐，此則其舊風也。”“其人本并習武，號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斗力之戰，各料強弱相敵，事類講武。”由此可見，六朝時期，蘇州地區還盛行果決、好戰、好斗的風氣。項梁、項羽在蘇州起兵，帶領著蘇州八千子弟北上，一路上破釜沉舟，一往無前，奠定了滅亡秦朝的基礎，最后失敗時，蘇州弟子又都以傳統的方式自剄。

隋朝平陳之后，蘇州風氣逐漸變化，人的行為方式上也漸趨于“禮”。唐、宋以來，隨著北方、中原大戶為了躲避戰爭，大量向南遷移，帶來了中原的先進文化，農田水利開始大規模興修。蘇州的人親和，迎來大批移民落地，人口和耕地激增，社會經濟迅速繁榮。偏處江南，遠離政治、軍事沖突，蘇州人感受到了安寧，于是，專心致志于經濟，過起了和諧、安居、富裕的小康日子。據宋代邑人龔明之《中吳紀聞》記載：“自長慶以來，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長慶是唐代穆宗李恒的年號，時間為公元821年至824年。其后是北宋末宋徽宗趙佶宣和年間（1119年至1125年）了。由此向后推三百年，蘇州社會比較穩定，北方人口再次南遷，農業、手工業均有很大的發展，商業尤為興盛。到明代，各地商賈在蘇州建立會館，以聯絡鄉誼和定居經商。現存明清碑刻資料表明在蘇州的會館就有28家，它們都有一個龐大的商業網絡，三山會館有福建籍的蘇州商號100余號，晉商會館在蘇州銀錢業戶有81家，東齊會館有蘇州商號290家，他們的經營商品有絲綢、土特產、茶館酒樓，客舍市肆，比比皆是。

長時間沒戰事，只有一心一意的建設，蘇州樂意接受外來文化的滲入，南遷人眾也珍惜平安生活。在這種安逸的環境下，蘇州人開始讀書學習，用學習來光耀門庭。即使僅有幾畝薄田的平民人家，都勉勵孩子讀書求學，通過學習獲得功名，開啟了讀書為榮的風俗。即使以打柴為生的鄉民朱買臣也通過讀書而金榜題名。從隋煬帝大業三年（607年）開科舉取士，到清德宗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廢止科舉，1300年間文武狀元輩出。唐代出現了歸仁澤與歸黯父子狀元；兄弟狀元、祖孫狀元、叔侄狀元外，還有同胞三鼎甲、一門兩鼎甲的。狀元王世琛是明代探花王鏊的裔孫，狀元潘世恩的堂弟潘世璜是探花，潘世恩的孫子潘祖蔭也是個探花，明代太倉王錫爵、王衡父子都是榜眼。

蘇州一代一代的狀元、名士造成了一種特殊而濃郁的社會氛圍，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社會的風氣，在他們的引領下，蘇州逐漸形成了“家家禮樂，人人讀書”的新風尚，整個地區的人群個性變得柔軟而睿智，尚武之風式微，文氣日漸興盛。

從“好武鑄劍”“斷發紋身”到“學禮愛文”，蘇州昌盛不衰中質的變化緣于包容海納先進的文化。這是蘇州的文化積淀，這一優勢得益于人，一個地區的強盛與否，要看其人的精神，從古到今一脈相承的發展，從沒中斷過。近如昆劇、評彈、絲綢、緙絲，遠望吳門畫派、明清家具、園林等，蘇州的綜合實力，無不是吸納、傳承和發展五湖四海文明之功。

標簽： 三江五湖 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