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層次熱門專業受訪畢業生就業困難 結構性錯配是主要原因

哪些大學生就業難?近日發布的《就業困難大學生群體研究報告》顯示，6月仍有26.3%的2020屆應屆生在求職，在這部分學生中，大專學歷就業最為困難，低層次的熱門專業畢業生就業困難。除了因疫情沖擊導致的總量供需矛盾之外，用人單位的崗位需求和大學生的能力與期望之間的結構性錯配，也是當前大學生就業難的主要原因。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智聯招聘相關專家組成的“大學生就業問題研究”課題組，發布此次報告。

低層次熱門專業受訪畢業生就業困難

報告顯示，在6月份就業困難的應屆大學生群體中，本科生的比重最高(65.6%)，大專生次之(26.2%)，碩士和博士的比重分別為8.0%和0.14%。用“某類學歷6月份仍在求職的人數/該類學歷過去一年求職的人數”來計算不同學歷的就業難度系數(下文各維度就業難度系數與之類似)。大專學歷就業難度系數最高(30.0%)，本科學歷就業難度系數次之(27.9%)，前兩者就業難度約為碩士(15.9%)和博士(11.2%)學歷的兩倍。

報告發現，就業困難大學生以戶籍地在三線及以下城市為主。在6月份就業困難大學生群體中，戶籍地在三線城市(29.2%)和四五線城市(41.5%)的大學生比重超過了七成，構成了仍在求職的大學生的主體。從高校所在地來看，區域難度差異不太明顯，中部和東部高校分別仍有29.2%和27.6%的大學生未就業，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6.3%)，東北(25.5%)和西部(25.1%)高校未就業大學生比重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在多方支持下，湖北高校畢業生的就業難度并未高于其他地區，6月份仍在求職的大學生比率為24.9%，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從就業競爭最為激烈的三大城市群來看，珠三角地區高校的大學生就業難度最大，仍在求職的大學生比率達到30.1%，高于京津冀(26.9%)和長三角(26.3%)地區。

在6月份就業困難大學生群體中，一般學院(52.1%)和非重點大學(39.4%)的合計比重超過九成。從就業難度系數看，即使是重點大學，也有14.7%的學生仍在求職，而非重點大學(26.2%)和一般學院(30.9%)的就業難度要大得多。

從6月份就業困難大學生的專業分布來看，會計專業仍在求職的大學生規模最大，占比達到11.8%，其次是信息技術與信息系統(8.1%)、計算機科學(7.0%)專業，法律專業的占比也達到了1.7%。這些專業本屬于“熱門”專業，但大專學歷和一般院校背景的畢業生占這四個專業就業困難群體的近六成，其在專業質量上沒有達到用人單位的標準。對于專科應屆生，仍在求職規模最大的專業是信息技術與信息系統;對于一般院校的畢業生，仍在求職規模最大的專業為法律;對于非重點大學的畢業生，仍在求職規模最大的專業是會計。再從仍在求職的大學生比重看，烹飪(41.8%)、會展管理(40.7%)、休閑體育(37.7%)和旅游酒店管理(34.8%)等是受疫情沖擊最大的專業。

就業難主要原因：崗位需求和大學生能力期望結構性錯配

報告指出，除了因疫情沖擊導致的總量供需矛盾之外，用人單位的崗位需求和大學生的能力與期望之間的結構性錯配，也是當前大學生就業難的主要原因。

一是區域機會和流動意向錯配。當前東部地區為大學畢業生提供了51.3%的就業崗位需求，而6月份大學生往東部地區投遞簡歷的比重達到57.0%，后者比前者高出5.7個百分點，“孔雀欲往東南飛”的趨勢依然突出，東部地區大學生就業市場競爭激烈。相對而言，雖然中部地區提供了22.6%的大學生就業崗位需求，但6月份只有18.0%的大學生簡歷投遞到中部地區，而西部和東北地區的崗位需求和求職者意愿基本保持平衡。

從城市維度觀察，新一線城市和四五線城市分別提供了37.5%和11.1%的大學生崗位需求，但在6月份收到的大學生簡歷比重只為35.9%和9.8%，是吸收大學畢業生的洼地。值得一提的是，北上廣深這四個一線城市為大學生提供了21.4%的工作崗位，但擁有這四個城市戶口的大學生比重僅占3.5%，特別是前往北京和上海的大學畢業生將面臨嚴峻的落戶難問題。

二是學歷要求與學歷結構錯配。學歷要求與學歷結構錯配。相比于秋招和春招，當前是企業校園招聘的淡季，6月份的有效崗位需求以中低端學歷為主，大專(31.9%)和“學歷不限”(32.0%)的崗位比重接近三分之二。相應地，目前就業市場上明確提出至少需要大學本科學歷的崗位需求比重為34.6%，這一比重遠遠低于本科畢業生在就業困難大學生群體中的比重(65.6%);而明確提出需要碩士及以上學歷的崗位比重為1.4%，也明顯低于碩士及以上學歷畢業生在就業困難大學生群體中的比重(8.1%)。由于崗位的學歷要求和職業薪酬掛鉤，當前大多數就業崗位對本科及以上學歷畢業生的吸引力不足，增加了高學歷者的就業難度。

三是能力要求與專業背景錯配。從6月份在線崗位的專業需求來看，企業最需要理工類專業的大學畢業生，其崗位比重達43.1%。但從仍在找工作的大學生專業結構看，理工科畢業生比重只有38.7%。尤其是土木工程與建筑類專業，企業崗位需求比重高達9.6%，比6月份該專業畢業生在就業困難大學生群體的比重(2.4%)高7.2個百分點。與之相對，企業對經管類專業崗位需求比重(33.8%)比經管類畢業生的比重(36.5%)低了2.7個百分點。其中，財務與會計專業的崗位需求比重(2.7%)比大學生求職者比重(12.1%)低9.4個百分點。6月份仍在求職的教育類專業大學畢業生比重為3.2%，比企業崗位需求比重(1.3%)高近2個百分點，在疫情對市場化教育機構沖擊較大的背景下，公共教育機構吸納教育類畢業生顯得尤為必要。此外，文史哲法、醫學、藝術、農學專業的供需比重大致相當。

四是企業性質與就業偏好錯配。當前民營企業為大學畢業生提供了65.8%的崗位需求，但6月份只有27.8%的大學生簡歷投遞到民營企業。相反，國企、外企和上市公司分別只提供了5.4%、5.2%和6.8%的大學生崗位需求，但投遞到這三類企業的大學生簡歷比重分別達到13.8%、16.3%和11.3%。不可否認，大學畢業生對不同性質企業有如此大的就業偏好差異，是大學生就業市場上最大的一類供需錯配。

五是行業需求與求職熱度錯配。報告顯示，就業困難大學生更傾向于進入收入高、保障好、市場壓力小的行業，求職熱度較高的政府/公共事業/非盈利機構(8.1)、交通/運輸(5.0)、能源/礦產(4.6)等行業的供需偏離度都遠高于1的均衡值。相反，就業困難大學生不熱衷于進入市場化程度較高、職業起步階段不穩定的行業，如中介服務業(0.15)、教育/培訓(0.26)、娛樂/體育/休閑(0.31)等行業的供需偏離度都遠小于1的均衡值。

六是崗位缺口和職業選擇錯配。報告顯示，就業困難大學生更期望從事體面穩定的高級白領類職業，如廣告/會展(6.4)、財務/審計/稅務(5.5)、項目管理/項目協調(5.3)等職業的供需偏離度都遠高于1的均衡值，這些職業表現出供不應求的特征。與此相對，就業困難大學生對那些勞動強度大、平臺低、流動性強的職業熱情較低，如崗位發布占比高達23.1%的銷售類職位，其供需偏離度僅為0.26，房地產經紀與中介(0.18)以及技工/操作工(0.22)則是供需偏離度最低的兩個職業。

“雙屆疊加”局面下 如何緩解大學生就業難

2020屆畢業季已過，2021屆秋招又將至，大學生就業即將面臨“雙屆疊加”的更嚴峻局面。報告指出，當前大學生就業難既有外部沖擊下的周期性因素，也有供需不匹配的結構性因素，還存在疫情導致的摩擦性因素。必須以超常規的政策“組合拳”，對沖周期性因素，緩解結構性因素，降低摩擦性因素。

報告提出三大建議，一是以大規模人力資本密集型公共崗位對沖周期性因素。相較于擴大基礎設施建設等針對農民工的傳統反周期就業政策，應結合補齊經濟社會發展短板的目標，為今明兩年應屆大學生提供“大規模人力資本密集型公共崗位”。 具體如：在社區、醫院、高校、科研機構等基層機構，設置流行病調查員、社群健康助理員、科研助理、老年健康評估師等公共崗位，并通過持續吸引更多社會資本進入智慧醫療、社區管理、康養產業等領域，從而形成可持續的就業機制。

二是以新經濟導向的“大學生后教育體系”緩解結構性因素。新產業、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對穩定我國就業市場起到重要支撐作用，是解決大學生就業難的關鍵著力點。高校可探索以新經濟為導向的“大學生后教育體系”，聯合各領域的頭部企業，在專升本教育、第二學士學位教育以及未就業畢業生后續教育中，開展有針對性的職業技能培訓和就業創業指導。

三是以提高“云端招聘”的質量和滲透率降低摩擦性因素。新一屆大學生就業的秋招和春招即將到來，傳統大型現場招聘能否順利舉辦仍將面臨新冠疫情發展的不確定性，高滲透率和高質量的“云端招聘”平臺愈發成為影響大學生就業市場運行的關鍵因素。通過發揮這類平臺的功能和優勢，企業可更多開展“云端雙選會”“云端宣講會”“空中筆試”和“空中面試”等活動，借助視頻、語音、文字乃至VR場景模擬等方式，對大學生求職者進行多維度評價，提高線上招聘的滲透率、匹配度和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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