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息不止，美元開始收割“自己人”

美國，仍在給艱難復蘇的世界經濟“加擔子”。

(相關資料圖)

幾天前，美國最新公布的兩大通脹指標穩步上升，這也意味著，美聯儲大概率不會停下加息的步伐。

加息，對美聯儲來說是無奈中的主動選擇，而對于很多國家的貨幣政策制定者來說，卻是被動選擇的無奈。

最近，西方媒體就以“世界開始憎惡美聯儲”為題，抨擊美聯儲引發的“加息潮”將世界經濟推向衰退的境地。

美聯儲加息沖擊全球經濟體系的大背景下，有些國家受到的影響尤為劇烈。美國知名經濟學家、《金融帝國》的作者邁克爾·赫德森一直在追蹤這種影響，他告訴譚主，英國和日本的情況不容樂觀。

作為美國意圖控制亞歐大陸兩個最重要的支點，日本與英國在美國暴力加息的重壓下，左支右絀。

面對美國加息，盡管兩國做出了不同的應對，但結果，是各有各的危機：

英國選擇加息。但緊縮的貨幣政策讓英國經濟面臨陷入衰退的風險，英國經濟學家已經發出警告，預計從今年10月到明年6月，英國經濟每個季度將萎縮0.2%左右。

日本選擇不加息。但美國和日本之間的利差會讓投資者大舉拋售日本國債，日債市場的波動又會引發各國對日本債務問題的擔憂。

加息與不加息，都是難題，這就是所謂“美元霸權”的影響力。

而與往常不同的是，今年，相較于新興經濟體，美元霸權對發達國家經濟的破壞力更大。

這些國家中，不少都是美國所謂的盟友、伙伴。

為了保全自己，美元，開始收割“自己人”了。

邁克爾·赫德森曾在自己的著作《金融帝國》中深度剖析了美元霸權的形成與發展。

美聯儲加息，美元回流美國，推高美元指數，這就導致非美元貨幣大幅貶值，美元流出國資產價格暴跌。為了防止資本外流、穩定匯率，其他國家被迫加息。

這是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所處的特殊地位帶來的“溢出效應”。

據統計，到上個月，對美元跌幅排名前十的貨幣中，日元、歐元、英鎊“榜上有名”。面對美聯儲加息，這三家央行對加息似乎都“畏首畏尾”。

過去，常常困擾新興經濟體的債務問題，這次成為發達國家邁不過去的一道坎。

到今年6月，日本的債務余額已超過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倍。

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告訴譚主，日債被稱為“全球三大堅硬的泡沫之一”，日本政府債務不可持續的話，對日本經濟和全球經濟帶來的沖擊會很大。

美聯儲加息，日本如果跟著加息，那會令日本財政遭受巨大沖擊。在目前的利率水平下，日本政府僅支付國債利息每年就需花費近10萬億日元。如果加息1個百分點，政府每年要多支付約10萬億日元的利息。

但如果日本完全不加息，日元就會對美元貶值，投資者也會大舉拋售日本國債。

兩害相權取其輕，日本央行選擇在不加息的同時，加大對國債的購買力度，這就相當于在全球貨幣緊縮時代，日本卻開啟了“印鈔機”模式。

結果，只能是引發投資者更大規模的拋售。美聯儲如果再加息，就是把日債這個“炸彈”，放在火上烤。

歐洲央行面臨的情況，更加復雜。

前不久，歐洲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到今年第一季度末，歐元區政府債務占GDP的95.6%。

這個數據，較去年有所下降。但歐元區是一個整體，有些國家的債務，是“被平均”的：

｜｜希臘政府債務占GDP比例為189.3%；

｜｜意大利政府債務占GDP比例為152.6%；

｜｜葡萄牙政府債務占GDP比例為127.0%。

要知道，根據歐盟的規定，成員國債務不應超過GDP的60%。

管濤告訴譚主，此前，歐元區一直是負利率，這也降低了這些國家的融資成本，一旦加息，這些國家的借貸成本和融資成本都會上升，到時候債務負擔就會越來越重，引發債務危機。

這樣的情況，已經出現。

意大利10年期國債收益率突破4%時，被市場視為歐洲債務的紅線——在高于4%利率的發債成本下，意大利的財政負擔不可持續。不可持續，也就意味著意大利主權債務違約的風險大增。

而近期，意大利10年期國債收益率一度躥升到4.8%。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孫杰給譚主算了筆賬：

意大利公共債務規模大約為2.29萬億歐元，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如果國債收益率上升一個百分點，這就意味著意大利政府要多支付229億歐元的利息。

更讓歐洲央行擔心的是，國際資本市場，已經盯上了意大利。8月，投資者做空意大利債券總規模超過390億美元，達到200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意大利的經濟體量占到了歐元區經濟總量的15%左右，意大利發生債務危機，會迅速蔓延到整個歐元區。

歐洲央行的考量，就是最好的案例：

在債務危機面前，發達經濟體面對加息都很謹慎，這也導致其在應對美聯儲加息時沒有太好的手段，只能眼睜睜看著本國貨幣匯率不斷下跌。面對美聯儲加息，發達國家眼下的局促在其他經濟體中顯得格外扎眼。

發達經濟體邁不過去的第二道坎，同樣是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格格不入的地方：這兩年采取的超常規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埋下的隱患。

把時間撥回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部分發達經濟體采取“躺平”的應對措施，在經濟受到疫情沖擊后，這些發達經濟體采取超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及空前的財政政策，二者共同推升了總需求。另一方面，疫情阻斷了產業鏈供應鏈，對總供給造成破壞，進一步加劇了通脹壓力。

這其中，包括美國。為了應對通脹，美國可以激進加息，結果是讓其他發達經濟體的債務問題凸顯。

其實，此前的美元加息周期，買單的多是新興經濟體。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聯儲共有6輪顯著的加息周期，幾乎每一輪，都讓新興經濟體受損尤甚。

尤其是第一輪（1983年3月-1984年8月）和第三輪（1994年2月-1995年2月），前者推漲拉美債務危機，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國遭受沖擊，后者讓多個新興經濟體貨幣匯率波動劇烈。

這一次，輪到了發達經濟體，這種轉變的源頭，還要再往前追溯——時間要回到2008年，金融危機后發達經濟體在經濟政策上的調整，是它們邁不過去的第三道坎。

2008年，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總量已經超過發達國家。這也意味著，新興經濟體對發達經濟體的依賴開始下降。

也就是從那之后，新興經濟體開始降低對發達國家市場的依賴，進行經濟結構性改革擴大內需。

經濟結構性改革，這樣的詞，發達經濟體也提過。

孫杰告訴譚主，2007年，歐盟成員國簽署的《里斯本條約》中就有相關的表述，但這些年來進展不大。

一方面，有客觀原因：

發達經濟體發展水平高，消費水平高，潛在的挖掘空間有限。

但也有主觀因素：

一些發達經濟體對財政政策刺激與貨幣政策刺激形成了“依賴癥”。

英國經濟學家、《極端不確定性》的作者約翰·凱在和譚主交流時表示，以英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沒有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做出合理的反應。具體來說，如果從長期來看，西方經濟體的金融服務業增長過快，它變得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這就導致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西方國家還未準備好面對它們。

當債務問題疊加常年以來的經濟問題，再加上俄烏沖突導致的能源危機，發達經濟體無法承受多重危機的重壓，也在這輪美元加息中，顯得格外“脆弱”。

這輪美元加息對發達經濟體的傷害，還不止眼前高企的通脹與不斷刷新的能源價格。

幾天前，歐洲央行決定跟隨美聯儲加息的腳步，加息75個基點，這是歐洲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加息給歐洲經濟發展前景蒙上陰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本月的預測顯示，2023年，歐元區的經濟增速僅為0.5%，歐洲會成為全球主要經濟體之中增長最為緩慢的。

事實上，歐洲經濟陷入衰退，已經有了信號：

最新的數據顯示，10月，歐元區的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初值錄得46.6，連續四個月低于“榮枯線”。這也意味著，歐洲制造業活動進一步走弱。

實體經濟如果進一步萎靡，最終作用到歐元身上，就是歐元對美元的“跌跌不休”。

更糟糕的是，美聯儲仍沒有停下加息腳步的意思，這勢必會給全球經濟增長再蒙上一層陰影，已經被推到懸崖邊上的發達經濟體，勢必更加左右為難。

美國通過“犧牲”盟友的方式，再一次解決了自身的問題。

美元霸權，先是收割新興經濟體，現在又開始收割“自己人”，這就是美國解決經濟問題的方式。

而這樣的做法，只會加快全球“去美元化”的進程。

邁克爾·赫德森告訴譚主，全球的“去美元化”已經開始了，各國現在需要設計一個新的體系。未來的規則不會像現行規則一樣讓各國成為美國“金融衛星國”。在未來規則之下，各國可以獨立成為互利共贏體系的一部分，而非將經濟盈余交由美國。

每個國家的決策，影響的不僅僅是當下，而是為未來埋下了伏筆。沒有誰可以一直讓別人替自己買單，也沒有誰可以永遠逃避為自己曾經的決定負責任。

發達經濟體，已經嘗到了此前政策帶來的苦果。

該來的總會來，美國，也不會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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