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古人如何找工作：累得想辭職，也只能說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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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如何找工作：累得想辭職，也只能說說而已

唐德宗貞元年間，在長安任職校書郎的白居易寫了一首詩，吐槽起了他校勘典籍的工作日常，詩名就叫《晚歸早出》。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筋力年年減，風光日日新。

退衙歸逼夜，拜表出侵晨。

何處臺無月，誰家池不春。

莫言無勝地，自是少閑人。

坐厭推囚案，行嫌引馬塵。

幾時辭府印，卻作自由身。

面對繁重的工作，天天早出晚歸的白居易甚至有了辭職不干的想法。不過，辭職以后，謀生就成了主要問題。那么，在信息不發達的古代，古人又是通過什么渠道找工作的，又是做何謀生的呢？

仕宦之路：從舉孝廉到科舉制

白居易出身“世敦儒業”的官宦家庭，對于工作的想法，自然是希望登臨仕途，平步青云。當然，這也不單單是白居易自己的想法，在講究“學而優則仕”的古代，社會各階層都以謀求公職作為從業的首選。

秦漢時期的人，如果想入仕當官，除了投軍以外，一般情況下，有兩個渠道可以走。

首先是經常被人誤會為是賣官鬻爵的“貲選”制度。所謂“貲選”中的貲，指的是財貨、資財。貲選并非是用錢財捐官、買官，而是以財貨資產作為衡量，以此選任官吏。貲選這一選任官吏的形式，早在秦時就已出現。《史記·淮陰侯列傳》記載，年輕的韓信之所以會落魄潦倒，正是因“貧無行”，而“不得推擇為吏”。

提到西漢的貲選制，就不得不提西漢初年的社會環境。西漢初年，百廢待興，但同時也有大片無主的耕地。隨著經濟的迅速恢復，一批自耕農逐漸富裕起來，成為當時的中產階層。

作為西漢社會的中堅力量，又有一定的經濟實力，這些中產階級逐漸在地方社會形成勢力，左右地方政局。而與地主中產一同興起的，還有一批號稱“素封”（意指無官爵封邑而富比封君）的大工商業者，如曹邴氏、宣曲任氏等商賈，勢力強大，除了“因其富厚”，還“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

此種作為，自然為西漢朝廷所不容，為打壓大工商業者，西漢朝廷向地主階級拋出橄欖枝。但這不代表地主階層有了貲選制的紅利便可一躍成為統治階級。漢初選官，資產只是準入門檻，其實仍要求參選者德才兼備。

如果一個地主出身的西漢人想要求一份公職，除了在資產上達到十萬錢以上（景帝時降為四萬錢以上），還要經過引薦人的推舉，對其才能進行評估。大名鼎鼎的司馬相如、張釋之，在當時都是以貲選入仕的。

貲選終究是一種較為落后的選官制度，以資產作為衡量，寒門士子的晉升之路就被攔腰斬斷。到了西漢中期，察舉制應時而生，這也是當時入仕的另一種渠道。

漢惠帝時，朝廷主張孝悌為先，選任官員時，講究一個“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意思是，沒有德行功勞的人，不能被授予爵位、俸祿。有了這種思想的引導，“察舉制”從漢惠帝時發軔，并從一種對于“孝悌”的獎勵機制，在漢武帝時期成為定制，轉變成當時主要的選任官員制度。

所謂“察舉”，察的是孝廉，再以孝廉辟，孝舉的是民，廉舉的是吏。察舉制推行早期，西漢的吏民可以通過道德層面的考察，經由引薦出仕。

到了東漢中期，尚書令左雄認為，以往的察舉制沒有標準化，在當時已經不合時宜，于是，他上言漢順帝道：“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

經過漢順帝的同意，左雄開始了察舉制的改革。首先，在察舉孝廉中加入了考試環節，考試如沒通過，則取消孝廉資格，并追究舉薦官員的責任；同時還規定參與舉孝廉的人員應在四十歲以上。這時，若想通過察舉入仕，除非自身驚才絕艷，否則也只能苦苦熬到四十歲以后。

雖然左雄的改革讓察舉制煥然一新，但隨著東漢士族逐漸坐大，東漢末年的戰亂以后，察舉制被掃入故紙堆。此后取而代之的九品中正制以評選士人的不同品級為衡量，反倒成了士族門閥的天堂，選官任官的權力被士族掌握，各世家之間通過姻親、拔擢等方式拉攏關系，勢力盤根錯節，越發根深蒂固，官職任免如同左手倒右手般在各個世家間輪換。

一直到南陳覆滅，隋唐時期的科舉制登上歷史舞臺，士族門閥政治和九品中正制成了風中殘燭，在歷史的余響中見證了科舉制對往后官員選任的主導。

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時期，科舉制度已經趨于完善。在當時，雖然白居易擔任的校書郎工作繁重，卻也十分惹人艷羨，個中原因，還得從唐代科舉談起。

唐代科舉制度中，常舉的考生有兩個來源，一個是生徒，一個是鄉貢。生徒由京師及州縣學館出身，送往尚書省考試；鄉貢則先經過州縣考試篩選，及第后再送尚書省考試。由鄉貢入京應試者通稱舉人。州縣考試在彼時稱作“解試”，尚書省的考試則稱作“省試”或“禮部試”。禮部試都在春季舉行，故又稱“春闈”。能參加春闈，已經是走過了千軍萬馬一擁而上的獨木橋。

唐科舉還分有歲舉和制舉，歲舉在大體上每年舉辦一次，如果遇上特殊原因，也偶有暫停一二年的，所以也被稱為“常科”。制舉，則由皇帝親自主持考試，選拔主要以應屆生和在職公務人員為主，制舉考試時間不定，考試內容由皇帝自己決定，因此在士民心中，常舉要比制舉更加重要。

常舉考試的科目并不少，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數十種，但主要還以明經、進士兩科為重。唐玄宗以后，進士科尤為當時的人所重視。唐中后期的名臣賢相大多為進士出身。

明經、進士兩科考試內容最初區別不是很大，主要為試策、經義。試策重視對時務、政治形勢的考查，經義的考試內容則主要為儒家經典的釋讀填空和前人的批注。到后來又逐漸演變為進士重視詩賦，明經重視帖經、墨義。

明經科的經義，只需熟稔掌握經傳和注釋即可，而進士科的詩賦則需文才，進士科登第也更難，“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在當時被唐人口口相傳。白居易登第的，正是以難著稱的進士科。

像白居易一般，能在而立之年任職校書郎是十分出類拔萃的。在當時，校書郎也被杜牧的祖父、政治家杜佑稱之為“美職”，白居易也常常以校書郎作為“公卿之濫觴（起源）”而自矜。因此，白居易吐槽歸吐槽，倒不會真的辭職，畢竟以白居易當時的職位，足以讓很多應考科舉的士子望塵莫及。

隋唐之后，科舉制度也為后世封建王朝承襲，一直延續到清末，科舉打破了士族門閥對于仕宦的壟斷，選官制度更為公正。話雖如此，但科舉的道路同樣艱辛無比，對志在登第的士人而言，只有在一次又一次的考試中突出重圍，才能開始他們的仕宦之路。

父子襲替：民戶、匠戶、軍戶

在古代，能謀求公職的人員畢竟屬于少數，不過，古人倒也不用太為找工作發愁。歷史上的很多工作都是父子相承、世襲罔替。一般來說，古人家里祖輩干什么，自己也能干什么。

明代時的戶籍劃分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明初時，明朝廷將戶口劃分為民戶、軍戶以及匠戶。

民戶，除了為政府提供田賦、力役，被視為根本的農民以外，也包括業儒的士子或行醫的醫戶這類城市居民。

明代的軍戶，除了充任衛所為明帝國戍邊服役的軍人外，皇帝的侍衛、地方巡察等武裝人員，以及大名鼎鼎的錦衣衛同樣隸屬軍籍。對明代隸屬軍籍的民眾來講，相比民戶，在職業的選擇上就多了一些限制。

軍籍子弟當有一丁繼承軍職，充任在衛軍士，也就是衛所正軍，除了他之外，這戶軍籍人家中的其他男性被叫作“余丁”或者“軍余”，選擇其他職業或者參加科舉不受限，明代有很多高官便是軍籍出身。

衛所將官的嫡長子弟則被叫作“應襲舍人”，被視為武職的世襲者。

《萬歷野獲編》卷二十一記載：“武職應襲支庶，在衛所亦稱舍人，僅供臺使監司差遣。既猥賤不足齒，而公侯伯子弟稱勛衛者，為帶刀散騎舍人，其秩八品，在試百戶之下，而出外則皆僭系金帶、衣麟蟒，體貌甚盛。”

雖然有應襲制度，但并不代表將官的子嗣可以輕易繼承父親的軍職。想要繼承職位，首先要經過明朝廷組織的特殊考試。早在洪武年間就有規定，“凡襲替官舍，以騎射試之”，如果“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不過，在第二年，第一次沒合格的應襲舍人們還要再參加一次考試，考中者即襲父職，如果還沒有考中，那就只能被充軍處理了。

至于匠戶，則是被官府組編的民間手工業者，以及長期在政府下屬機構從事的鐵匠、裁縫、廚子、馬夫等。

在當時，政府對于匠籍人員的管理也有類似于軍籍的規定，雖然昔日的“匠不離局、匠役永充”現象仍然存在，但卻不是被編入匠籍的工匠及家屬世代不得脫籍，只是要求家中必須有人習匠。繼承家中工匠手藝者，自然不發愁工作問題，而余丁也有其他道路可以選擇。

明初對匠戶規定，入匠籍者一丁服役，可免家中二丁之役，可以通過科舉除籍入仕。而到了明晚期，即便是服役的匠丁，也可以銀代役，此時的匠戶制度已經名存實亡。直到清中葉以后，匠籍被徹底廢止。至于彼時的工匠子弟，子承父業還是另開行當，便是個人選擇問題了。

古人的選擇

古代人口流動性小，信息傳播閉塞，職業的選擇范圍比起現代人要窄很多，這種情況下，人們要么繼承家里的行當，延續著祖輩世代相傳的生活方式；要么一頭擠進科舉之路，終其一生以暮登天子堂為目標，達則走上仕宦之路，階級攀升，窮也可以教書業儒為生，不至于窮困潦倒。

受到古代社會環境、思想風氣等影響，古人們真正找工作的情景，怕是在服務行業和手工業等聘人外，也沒有什么可能性。

而無論從事哪一行當，古人對文化都有著敬畏之心，這種敬畏并不僅僅是對四書五經的推崇，而是千年來不同行業里涵蓋的萬千知識，各行各業的“祖師爺”也因此備受行業后繼者的尊崇。這種令人尊重的特質，也隨著時光流轉、歲月變遷烙入了民族的血脈中，不斷引領著我們向前。

正是“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湘橋蓬蒿人）

——本文摘自書籍《古人這樣過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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