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與工人作者

原標題：孫犁與工人作者

侯軍

在孫犁的辦刊理念中，深入生活，貼近實際，采擷鮮活的生活素材，真實反映現實中的人物和故事，始終是其對副刊作品的一貫要求。

(相關資料圖)

翻開孫犁文集，在鄉村辦刊時，他寫過《和下鄉同志們的通信》，進城辦刊時，他寫過《略談下廠》。這些都是作為編者的他，給予作者們的及時、切實指導。

（一）

孫犁在《文藝周刊》創辦初期，特別看重來自工業生產一線的生活報告，在他看來，生活報告乃是文學創作的素材和基礎，也是發現和培養新的工人作者的一條重要途徑。

他曾有一個特別殷切的期許：“如果我們能有十篇幾十篇關于天津各個產業的深入全面的帶有思想性的生活報告，那不只是我們編輯工作的收獲，而是整個工作的收獲。”（《孫犁文集·補訂版·卷五》第397頁）

他曾懇切地向作者們發問：“今天的工廠現實生活，是處在新的、激動的、充滿斗爭的轉變時代，它不同于農村生活，也不同于過去的工廠生活。我們不能寫出這樣一種氣派的工廠小說嗎？”（《孫犁文集·補訂版·卷五》第395頁）

為達致這樣的目標，孫犁對于發現和培養工人作者，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其中一個典型案例，就是對鐵路工人阿鳳的具體而微的點撥、扶攜和培養。

事實上，他的《關于生活報告》一文，就是對阿鳳一篇散文的具體評點。孫犁的文章與阿鳳的散文刊發在同期《文藝周刊》，也可以說是專為推介這篇散文而配發的一篇評論。

在這篇文章中，孫犁明確回答了“生活報告是不是文學作品”的問題：“有人會說，這不是成了一篇文藝作品嗎？我們是希望生活報告都能成為文藝作品的。但這一篇畢竟還不是一篇小說，它還可以修飾，還可以發展，但這一切并不妨礙它是一篇好的生活報告，一篇文藝作品。”（《孫犁文集·補訂版·卷五》第398頁）

這篇文章寫于1950年3月，距離《文藝周刊》創刊不過一年多時間。孫犁對于出自工人作者之手、剛剛萌發的作品，如此呵護，如此精心點評和推薦，可見其用心之良苦。

（二）

另一位受過孫犁點評的工人作者，是以寫短篇小說見長的萬國儒先生。

在《編輯筆記》中，孫犁在談過阿鳳之后，緊接著就對萬國儒寫了這樣一段評論：“另一位工人同志的小故事，有很多篇寫得很活潑。他的故事的取材比較廣泛，文字也是很流暢的。他知道注意表現比較重大的事件和比較突出的人物。但有些篇，在結構上，有時也顯得類似，描寫有時顯得膚淺，不夠展開和深刻。但他的故事都是比較完整的。我覺得這位同志應該加強故事的廣闊性，對人物的刻畫，再多用一番力量；對主題的發揮，要使它的抒情感覺更加充分。我覺得這些方面，是我們一些工人作者做得不夠的地方。這些方面的加強，我覺得是和學習、提高技巧有關的。”

萬國儒成名于20世紀50年代后期。孫犁說，“萬國儒的小說，較之其他一些工人作者的作品，是多情趣的，涉及的生活，也比較廣泛。他的思路比較廣，也比較活潑。”但是，孫犁并不滿足于肯定他的這些成績，而是一如既往地指出不足，提出希望。他主要講了兩點：第一，要擴大生活的視野，不要局限在“工人作家就應該只寫工人”的框框里。第二，要擴大借鑒的范圍。孫犁在這里強調了讀書的重要性：“我們都知道仰慕那些老一輩的革命作家，研究他們的創作道路的同時，須知他們都是學貫中西的飽學之士。他們一生，特別是在青少年時代，讀了汗牛充棟的書。……我們讀的書很少，這是我們創作上不去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時，孫犁對萬國儒的未來還充滿期待，然而命運弄人，十多年后，比孫犁年輕很多的萬國儒身染沉疴離世，孫犁于1990年3月又寫了一篇《悼萬國儒》。

（三）

據當年孫犁編輯《文藝周刊》的重要助手李牧歌回憶，孫犁“對青年作者寫作的培養也十分重視。每周請十多位以至二十多位作者到報社來開會，時間安排在晚上或周日，讓他們談自己的寫作計劃和對‘文藝周刊’近期發表的作品的想法、意見。”（《孫犁文集·天津日報珍藏版》下冊，第1121頁）

在這種有針對性的作者會上，孫犁每次都要做一個總結性發言，很受大家歡迎。這些發言要點，大多被整理成文，公開登在《文藝周刊》上。

重讀孫犁當時在業余作者會議上的一篇篇發言，會看到，他對許多新作者，都是如此關注如此傾心如此中肯地評點和指導。譬如，他評紡織工人大呂的新作：“大呂同志寫過一篇《田玉蘭搬宿舍》，新事并不多，但所寫的工人的生活談吐，家屬住房的歷史上的問題，都很生動；把棉紡工人特征的、習慣的生活都寫出來了。必須全面的熟悉生活，才能保證作品的真實性。對真實的追求，也能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生活。”（《孫犁文集·天津日報珍藏版》第218頁）

再如，他評陳祥淑的小說，她是一個紙廠的工人業余學校的教師，先后寫來兩篇小說，第一篇不太成功，第二篇《家屬工作組》比較成功。孫犁評點道：“這篇作品是寫幾個女工怎樣做家屬工作，業余學校的教員，就是作者自己也參加了……因為是自己參加了的，自己就是故事的一個成員，直接和故事里的其他人物有過關聯……對于人物就不只是看到了她們的形體，而且觀察過她們的面色；不只聽過她們的言談，而且掂量過她們的語氣的。這樣就是生動的故事，而且是符合運動實際的故事。這是一個基礎，凡是切實的文學作品，都是這樣產生的。”（《孫犁文集·補訂版·卷五》第423-424頁）

此外，他還評點過古冶車輛段工人鄭固藩的小說《圍剿》、紙廠工人劉西午的小說《破布》、私營仁立毛呢廠的職工陳慧翰的小說《生產委員》和《覺悟》以及王淼石的《勇敢的孩子》……

如果把《文藝周刊》比喻成一個園林，那孫犁就是在這里勤奮耕耘的“首席園丁”；如果把報紙副刊比喻成一個舞臺，孫犁就是這個舞臺幕后的監督兼導演。他看著在自己的園子里，枝繁葉茂地成長起一茬茬新苗，收獲了一批批碩果；他目送著在這個舞臺上初顯身手、業滿出師的一個個新角兒，成功了，出名了，走向了更大的舞臺，他打心眼兒里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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