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大詞典考證敦煌文獻字詞 再現千年前日常語言及生活面貌-當前獨家

原標題：一本大詞典考證敦煌文獻字詞 再現千年前日常語言及生活面貌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 張杰

(資料圖片)

漢字漢語源遠流長，在歷史的長廊里，不斷生長、變化、發展，匯聚成人們當下使用的“活”的漢語。但也有不少字詞，脫離了線性時間之河，像琥珀一樣保存在浩瀚古代典籍之中，等待后世去發掘、激活。一本大型字詞典正是這樣的語言之舟，橫渡時間之海，助力現代與傳統之間的連接。

語言學界習慣以晚唐五代為界，把漢語的歷史分成古代漢語和近代漢語兩個大的階段。清末被發現的總數達七萬號的敦煌文獻，恰好大多是晚唐五代這個界標前后的產物。其體現出來的語言特色，在漢語發展史上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蘊含著極高的語言文字研究價值。可以說，敦煌文獻的發現，為古代漢語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孕育或推動了近代漢語、俗語詞研究、俗字研究等一些新興學科的誕生和發展。

提到敦煌文獻，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宗教類內容。但其實敦煌文獻中，還包括相當數量的通俗或者世俗類作品，比如變文、曲子詞等通俗文學作品，案卷、契約等社會經濟文書，它們的作者和傳抄者大多是處于社會底層的人。由于這些作品或文書的“民間”或“半民間”性質，從而為通俗字詞“施展身手”提供了廣闊的天地。其中的語言，大抵是當時的口語，其中俗字、別字、俗語詞之多，保存口語材料之豐富，實為它書所未有。其對于推究古今語音演變之軌跡，考索宋元白話之沿溯，都有重大的參考價值。

“隨便打開一個敦煌寫卷，往往都可見到若干新鮮的語言成分。在當時百姓使用并流通的契約文書中，普通人使用的口語或者世俗用語特別常見。”敦煌學資深研究者、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張涌泉說。

從2000年開始，張涌泉帶領他的學術團隊開始了《敦煌文獻語言大詞典》的編纂工作。經過二十多年努力，全書如今終于面世。該詞典一共收詞21939條，共550萬字，被稱為敦煌學“又一座里程碑”。

相較于“雅言” 古代民間口頭語詞更難懂

傳世文獻（刻印流傳）大抵以社會上層人士為中心，有較為濃烈的官方色彩。同時，印刷是商業行為甚至政治行為，多為四部典籍及與政治、宗教有關的高文大典，很少關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而敦煌、吐魯番寫本文獻大多出自底層的官吏、學郎、經生等凡夫俗子之手，未經后人校刻竄亂，大眾化，原生態，用詞、用字、抄寫格式等都帶有時代和抄者個人的烙印，內容無所不包，更多地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對于我們今天了解古代普通人日常交流用語及用字的面貌，顯得極其罕見而珍貴。

傳統訓詁學主要是為經學服務的，所重視的是“雅言”，而對跟老百姓相關的民間口頭語詞向來不甚重視，所以也很少研究。由于這些口頭語詞的方俗性質，加上時過境遷，今天我們理解它們的難度往往要比“雅言”大得多。而且，傳世文獻中的疑難字詞，有歷代眾多的字典辭書可供我們查找檢索。而像敦煌、吐魯番這類新發現的寫本文獻，遇到特殊詞語、疑難俗字、通假字，往往無法在現有的字典辭書中找到答案。

幾代學人傾注全力 打造敦煌文獻語言之舟

敦煌文獻被發現后，很多語言文字學家投身其中，致力于釋讀、破解其中的疑難字詞，幫助人們解決閱讀整理的困難。

早在20世紀50年代，敦煌學研究大家蔣禮鴻先生就撰作了劃時代的名著《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對變文中一些“不容易知道它的意義”的語詞從縱橫兩方面進行了“通釋”，為正確校讀、理解變文詞句作出了極大的貢獻。后來蔣禮鴻又帶領包括張涌泉在內的幾位學生編纂了《敦煌文獻語言詞典》，收詞的范圍略有擴大。在蔣禮鴻的影響下，郭在貽、項楚等一批中年學者及不少年輕學子也陸續加入到敦煌文獻語詞考釋的隊伍中來，不但范圍多所拓展，成果亦頗可觀。

20世紀80年代初，張涌泉在蔣禮鴻的指導下撰寫本科畢業論文《〈太平廣記〉引書考》，對敦煌文獻里的俗語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后來在郭在貽的指導下撰寫碩士學位論文《敦煌變文校讀釋例》，更是有不少篇幅直接與敦煌文獻的口頭語詞有關。

之后，張涌泉和師弟黃征在郭在貽的帶領下，合作撰著“敦煌學三書”（《敦煌變文集校議》《敦煌變文校注》《敦煌吐魯番俗字典》），更是直接和敦煌俗字、俗語詞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在此后撰作《敦煌變文校注》《敦煌文獻合集》等著作的過程中，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張涌泉跟隨項楚研習敦煌語言文學，耳濡目染，對敦煌口頭語詞研究的意義及對敦煌文獻校理的價值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隨著時間的推移，張涌泉也發現，以上所提的學術成果中對敦煌詞語中的解釋，范圍基本上局限于變文、王梵志詩、歌辭等通俗文學作品，而數量更為龐大的敦煌社會經濟文獻（民間契約、判詞、發愿文、書儀），卻基本不被關注。另外，敦煌文獻中還有一些貼近生活、注重實用的通俗辭書，是當時語言面貌的真實記載。這些詞語，不僅對了解唐代前后的社會經濟、生活、風俗等大有幫助，而且對校讀以口語為主體的敦煌俗文學作品和社會經濟文書亦可收左右逢源之效。但這些辭書多未受到前輩學者的重視。

由于存在種種的局限，使得讀者對敦煌文獻的校讀還頗有隔閡，對一些方俗詞語的詮釋尚多誤解。加上已有的敦煌文獻詞語考釋成果大多散布在報刊或專著的行文之中，讀者尋檢利用不便，因此，張涌泉決定，在匯集前賢成果的基礎上，把詞語收集考釋的范圍擴大到所有敦煌文獻，編纂一部集大成的敦煌文獻語詞詞典。

“男女”“微信”等詞語 在敦煌文獻中意義與今日不同

2000年，張涌泉申報“敦煌文獻語言大典”編纂項目，獲批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之后二十余年，張涌泉帶領他的學術團隊夜以繼日不斷努力，在文獻的海洋中爬梳考釋，最終完成了《敦煌文獻語言大詞典》的編寫任務，并由四川辭書出版社順利出版。2023年6月15日，這部550萬字的《敦煌文獻語言大詞典》在第29屆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正式亮相。

《敦煌文獻語言大詞典》一共收詞21939條，規模之大，前所未有。此前收詞最多的《敦煌文獻語言詞典》所收條目僅1526條。《敦煌文獻語言大詞典》不光條目總數多，在釋義舉例時，編者還把敦煌文獻與其他傳世文獻結合起來，互相比勘，探源溯流，對大量疑難詞語進行了考釋，糾正了不少相沿已久的錯誤校釋，力圖勾勒出每一個疑難字詞產生、發展、消變的歷史脈絡。這樣一來，既能解決讀者閱讀敦煌、吐魯番文獻特殊詞語理解方面和疑難俗字、通假字辨認方面的障礙，并為漢語史、近代漢字的研究提供全面豐富的敦煌、吐魯番文獻方面的資料，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文化傳承價值，被學界稱為敦煌學研究的“又一座里程碑”。

以例讀書是古人治學的一大法寶。在字詞的考釋中，《敦煌文獻語言大詞典》編者注重字詞演變規律的探尋，從縱橫兩方面勾稽其演變的通例。如“般”條指出搬運的“搬”古本作“般”，宋元以后才增旁作“搬”，然唐代以前古書未見（宋以后所刻唐代以前文獻偶有“搬”字，應皆出于傳刻者增改）；“菓”條指出敦煌寫本中花果的“果”多加草頭作“菓”，而非指稱花果的“果”則不加草頭，二字分用的意味明顯。諸如此類，都是編寫者在深入考察寫本及刻本文獻字詞用法的基礎上歸納出來的新知新見，有的顛覆了傳統的認知。

敦煌文獻中有不少世無傳本的“變文”作品。“變文”作為一種文學體裁，有點像連環畫的腳本，故事性比較強。張涌泉說，變文里很多詞語看起來很簡單，但其實跟現在的詞義差別比較大。比如說，“男女”這個詞在敦煌變文作品里有兒女的意思，與現在人們理解的常義不同；比如“微信”的意思是“微薄的禮物，謙辭”；“重信”是厚禮的意思；“輕信”是指薄禮；“寄信”則指托人捎帶禮物。這都與現在的意思差別較大。敦煌文獻中有很多這樣的詞語，這正是張涌泉和他的編寫團隊重點搜集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解釋“男女”一詞時，《敦煌文獻語言大詞典》除了舉敦煌文獻的三個例子，還有按語，指出這個詞漢代的宗教典籍中已有用例。這樣就把這個詞的解釋與傳世文獻（刻本文獻）進行互證，互相比勘，勾勒出詞語產生、發展、消變的歷史脈絡。

一般詞典在解釋一個詞語的時候，只須回答“是什么”就行，但作為一部學術型詞典，《敦煌文獻語言大詞典》不光要回答“是什么”，還要回答“為什么”，讓讀者既明其然，又明其所以然。敦煌文獻具有百科全書的性質，內容無所不包，要做到這一點，難度非常大，需要反復斟酌確定。比如詞典中收了一條叫“透貝”的詞語，為了準確解釋它的意思和得名之由，主編先后通過各種方式請教了中國絲綢博物館、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復旦大學、東華大學等單位的七八個專家，編寫團隊又反復商討，最后才修改定稿。可以說每一個詞條的背后都凝聚著編寫者的汗水和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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