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莊遺址 最古老的鑄幣作坊

原標題：官莊遺址 最古老的鑄幣作坊

近日，河南發現世界最古老鑄幣作坊的消息沖上“熱搜”，備受國人矚目。據悉，鄭州大學考古團隊對外宣稱，經過碳十四測年確認，河南滎陽官莊遺址在公元前640至公元前550年開始出現制式化金屬貨幣的鑄造活動。這一數據首次提供了有關中國早期鑄幣的絕對年代信息，也使官莊遺址成為世界范圍內已知最古老的鑄幣作坊。

目前國際考古學界廣泛認可的世界最早的金屬貨幣，是發現于土耳其以弗所古城呂底亞王國的“琥珀金幣”。這一考古發現大體確認了此類金幣出現于公元前630年至公元前600年之間。當時，位于小亞細亞半島西部（今土耳其西北部）的古呂底亞王國，將河里的原生金銀合金礦石切割制造，直接打上戳記作為貨幣使用，是為西方鑄行金幣之始。這種原始金銀合金礦石的金銀比例約為3∶1，因此顏色發白，故又稱之為“琥珀金”或者“白金”，硬度較大，比黃金更耐磨損。嚴格說來，這一使用原始金礦簡單錘打而成的“打制金幣”，并不是將冶金、治模、范鑄融為一體的有著規范工藝流程的金屬鑄幣。且以弗所古城遺址中，也尚未找到任何貨幣制造作坊遺址。在地中海地區，目前經考古工作確認的最早鑄幣作坊，均不早于公元前400年。

與西方找不到琥珀金幣的鑄幣作坊相比，官莊遺址則實實在在存在。官莊遺址是一座完整的西周至春秋中期的城市遺址，建于約公元前800年，約公元前450年被遺棄。自2010年挖掘以來，該遺址發現了大面積的手工業作坊區，作坊內的手工業活動涉及鑄銅、制陶、制骨等多種類型。官莊遺址的青銅鑄造作坊位于大城內中北部，占地面積大，在對其進行發掘過程中，共發現四類與布幣鑄造相關的遺存，包括空首布幣成品實物、尚未使用的芯范、已使用的芯范以及外范。

為什么是空首布？

空首布取相農鏟，其首中空。作為我國最早的金屬鑄幣之一，空首布在春秋晚期盛行，公元前221年被秦始皇廢止。那么，在中國古代貨幣體系里，空首布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中國古代貨幣經歷了從自然物——海貝到鑄造物——金屬幣的基本歷程。大約在公元前770年，不同形狀的金屬鑄造物開始被用作貨幣。從模擬海貝形狀的銅貝幣開始，乃至模擬農具形狀的布幣，模擬兵器形狀的刀幣，以及各種矩形、方形、條形金屬幣紛紛開始鑄造，在各自的屬國、屬地流通使用。

銅貝幣是以青銅澆鑄的模擬海貝形狀的貨幣，應為我國最早出現的金屬鑄幣，其鑄造時間甚至可以追溯至商代中晚期（約公元前14至公元前11世紀）。不難發現，“貨幣”一詞的“貨”字本就與“貝”字有關；后世所謂“通貨”一詞，也會聯想到先民最初流通貝形幣，以此交易貨物、通行經濟的三千年前之場景了。“財富”一詞的“財”字，也以“貝”為偏旁，貝幣自古即是財富的象征，也是人們合乎情理的聯想之一。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年考古發掘，進一步證實了上述聯想。譬如，1953年在河南安陽大司空村商代墓葬中曾出土3枚殷商銅貝，證明銅貝幣之鑄造年代可溯至商代。1963年在山西侯馬上馬村一座春秋時代的古墓中，出土海貝8枚、骨貝100枚、銅貝1600枚及包金銅貝32枚，銅貝幣數量巨大，與天然海貝及其他材質的仿貝幣形成鮮明的對比，可見春秋時期銅貝幣鑄行之盛。

值得一提的是，1971年山西保德縣出土海貝112枚、殷商銅貝109枚，表明我國商代天然海貝與銅貝幣皆并行不悖，鑄行銅貝幣已具一定規模，并非偶然現象。這批商代銅貝的集中出土，標志著中國鑄幣的下限不會低于三千年。“保德銅貝”之名也因此享譽海內外，一度被視為中國金屬貨幣之“鼻祖”。如今看來，僅從目前已知的考古數據而言，“保德銅貝”不但確為中國鑄幣之祖，在世界范圍內，也屬鑄造時間最早者。

1981年，中國郵政發行的《中國古代錢幣（第一組）》郵票，就十分明確地把我國古代貝幣分為“貨貝”與“銅貝”兩種，并注明其鑄行年代為商代，位列該套郵票首枚（空首布以聳肩、平肩兩種，分列第二、三枚）。

然而，后世學者及專家，對銅貝幣是否屬于鑄幣仍存疑慮與爭議。一部分學者認為，銅貝幣沒有固定的形制、重量、大小及等級區分，無法體現其鑄幣屬性。這部分學者根據出土實物與相關文獻推斷，銅貝的原始裝飾物與實物貨幣屬性大于其鑄幣屬性，可能屬于一種慣常用于商品交換的，到后期遂成為民間習見的實物貨幣。因此，銅貝本身可能具備了實物貨幣的屬性，但還不能稱之為“鑄幣”。如此一來，中國古代鑄幣的肇始者，也就只能是空首布，而不是銅貝幣了。

另一方面，無可否認的是，考古發掘的實物與數據證明，銅貝幣在整個西周、東周時期，都在流通使用，一度大行其道，曾大量流通于黃河及江淮各諸侯國，近百年來南北各地屢有出土，數量頗豐。包括用于鑄造貝幣的錢范實物，也時有出土及發現，足見當年鑄行之盛。不過，這些貝幣錢范，大多屬于戰國時期（約公元前453至公元前221年）的產物，年代已較晚。且這些貝幣錢范，無論是出土文物還是傳世藏品，并無與之相匹配的、可與考古發掘相確證的鑄造遺址，因此尚無法參與到“世界最古老鑄幣作坊”的認證序列中去了。

當然，如果未來能發現商周時期銅貝幣鑄造遺址的話，“世界最古老鑄幣作坊”的殊榮，自然又將重新評定。

形狀似鏟“銎”為特征

據考，早在西周時期，一種外形似鏟的青銅鑄幣，開始出現。及至春秋早期（約公元前8世紀前后），這一青銅鑄幣，曾大量流通于東周王朝及晉國等地，在中原地區逐漸取代了貝幣的原有地位。

這一由模擬農具形狀而來的鑄幣，源自于“以物易物”時代的一種特殊商品——當時被稱之為“镈”（音bó)的鏟形農具。因為人們經常用“镈”去交換商品，在這樣的交易中，這一鏟形農具實際上充當了“一般等價物”的角色，即經濟學上所謂“從商品中分離出來的充當其他一切商品的統一價值表現材料的商品”。這樣一來，“镈”就已然具備了原始貨幣功能，它的特殊形狀——鏟形，自然也就隨之成為貨幣符號的某種象征了。

后來按一定比例縮小的、模擬“镈”的形狀澆鑄而成的、由國家法令強制流通使用的這一鏟形貨幣，也隨之稱為“镈幣”。又由于“镈”這個字的發音與“布”相近，且歷史上確也有過以布為“一般等價物”來交易商品的情形，所以人們也就將“镈幣”通稱為“布幣”，流傳至今。

布幣又分為兩大類，即空首布與平首布。這是因不同時期鑄造工藝上的差異，所形成的兩種鑄幣類型。所謂“空首布”，清代李佐賢所著《古泉匯》一書中說得簡明扼要，即“布形類鏟，故俗呼‘鏟布’，其首中空”。對于親自觀瞻與上手把玩過這一鑄幣的讀者而言，“其首中空”這句話，自然是言簡意賅，很好理解的。可對于沒有見到過鑄幣實體，或者說只見到過鑄幣照片或拓片的讀者而言，卻也未必能即刻明白這句話的確切意思。

其實，但凡使用過鏟形工具者，都知曉為了插把兒，鏟面上端首部有一個為安裝把兒而設計為空心的方錐體鑄件。這布幣本是模擬鏟形農具而來，最初也有這么一個極為逼真的、中空的，稱之為“銎”的鑄件存在，此即所謂“空首”。后來因鑄幣需求量日增，為省卻工序，提高效率，把這“空首”改換為實心平板狀鑄件，不再需要用于填塞空心處的“芯范”，故稱之為“平首”。可以說，同為布幣，有沒有這空心的“銎”，乃是判定其鑄造年代早晚的關鍵特征。

工藝流程為“一范一布”

錢范，即古代鑄造金屬貨幣的模子。早期錢范的錢模，直接刻劃在石、銅質的范材上，也有用陶泥質地刻劃而成的。通行兩千年的方孔圓錢的錢范，漢代之后的各類錢范，國內各地多有出土實物與傳世藏品，無論在公立博物館還是私人收藏中，都不乏其例。相較而言，先秦貨幣的錢范，因年代久遠，更兼多為極易毀損的陶泥范，則相對存世較少，彌足珍稀。

據考，空首布的鑄造，乃是“一范一布”的工藝流程。先是挖取范土和泥，刻模制范；繼而將陰干的陶范經過焙燒成形，再將布幣的正、背兩面陶范拼合成套，還要在陶范首部塞入“芯范”（以之在成品幣首部形成“空首”）。接下來，即是向陶范內部澆灌已經熔化的銅液，待銅液冷卻，范鑄成形之后，即敲碎陶制外范，實施毀范取幣的步驟。之后，再次鑄幣成品逐一打磨清理，就可以作為法定貨幣，投入市場使用了。

這樣的鑄幣流程，即所謂“一范一布”的工藝流程。可想而知，空首布的鑄造，因采用陶制外范，比之后世鑄幣普遍采用石范、銅范，可多次重復使用之法，在工作效率上實在是相差甚遠，確實是頗為不易的。另一方面，更可以想見，空首布的“錢范”，即其陶制外范，要想經過兩三千年完整存留下來，也更是不可思議，幾乎是絕無可能之事了。

然而，關于空首布的“錢范”實物，歷年考古發掘中，卻時有驚人發現。時為1959年，在山西侯馬牛村古城南東周遺址，已多次出土聳肩尖足空首布，且還發現了鑄造此種空首布的作坊遺址，出土了一批尖足空首布陶范，有的陶范中還有空首布鑄幣實體。

侯馬出土的空首布錢范，今存山西省博物館，確為早期聳肩尖足空首布的錢范。當時限于條件，沒有做碳十四測年；否則，其鑄造年代上限恐怕并不會晚于官莊遺址鑄幣作坊。

近四十年之后，時至1997至1998年，河南省新鄭縣“鄭韓故城”之中，鄭國祭祀遺址內也曾發掘出春秋中期（或略早）的空首布錢范。隨之出土的還有26件“芯范”，也進一步證實了此處曾有空首布鑄幣作坊的存在。所謂“鄭韓故城”，因春秋時期鄭國、戰國時期韓國兩國，先后以此為都而得名,地下文物豐富,兩處東周時期青銅錢幣鑄造場遺址就是其比較重要的發現。經考古發掘證實的鑄幣場遺址有二處,分別為大吳樓和小高莊遺址,都是當時官方鑄造作坊,產品種類豐富,鑄錢是其中重要部門。遺址中發現的制范窯、烘范窯、化銅爐、鑄幣范等遺跡，全面反映了當時的鑄幣技術工藝。其中出土的各類布幣錢范，年代最早者乃春秋中期鄭國（或略早）的空首布錢范，稍晚的則有戰國中晚期的銳角布范、楚國布幣范、圓肩圓足布范、橋足布范等，品類十分豐富。

比新鄭“韓鄭故城”遺址發掘稍早，時為1995年，在洛陽東周王城遺址內，也曾發現一件空首布錢范，這一發現表明，當時的鑄幣權可能還掌握在周王手中，鑄幣作坊也應當位于王城內。不過，因錢范中有“安臧”二字刻文，應為小型平肩空首布“安臧”布的錢范，屬戰國早期（約公元前5世紀）實物，年代上已晚于官莊遺址所出土的“無文大布”及芯范兩百年左右了。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發現的“安臧”布錢范，本為碎成數塊的陶質殘件，經考古工作者精心拼合，方才“完璧”為正、背范兩面一套，并以此為基礎，對空首布鑄幣流程予以更為充分與深入的探研。

空首布鑄造工藝最難

須知，空首布因其上部有銎、錢身較薄，實為我國古代金屬鑄幣中最難鑄造的錢幣。它的鑄造工藝問題，以往因缺乏考古資料，很難深入探討。通過“安臧”布錢范，可知陶范的土質純凈，內摻有少量細沙，乃先制成毛坯晾干，再把面、背兩范合成一箱，經修整使其密合；入窯焙燒后，刻制芯座、澆槽而成。陶范的質地堅硬，燒成溫度約需1000℃左右。空首布采用項鑄法，澆槽、芯座和布首呈漏斗狀連接，可使銅液順利流入范腔。這種陶范具有強度大、耐高溫和透氣性好的優點，鑄錢時可將其預熱到700℃左右。這樣不但可使銅液注入范腔時降溫變慢，而且還因銅液從上部注入，對腔內形成較大壓力，能使其在腔內自由流動，較快的充滿范腔，不致使錢面出現“缺肉”現象。空首布的芯范，則是采用芯頭固定為主，兼以芯撐相輔的方法，澆鑄時將其預熱到800℃左右，乘銅液澆注后溫度很高時迅速打入范內，一般多包在鑄成的布首內，不再取出。

事實上，官莊遺址出土的空首布實物，雖屬早期“無文大布”，并不是晚期“安臧”布，可僅從“范鑄”角度而言，確也與這“安臧”布的鑄造原理及澆鑄過程，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中國錢幣博物館還收藏有聳肩尖足空首布錢范一套，為陶質正、背范兩面各一件。該范呈長方形，范面鐫刻一枚空首布模型，陶范銎首部位還留有一陶制泥芯。這一完整成套的空首布錢范，自然也屬彌足珍貴的重要史證，為進一步研究空首布的鑄造工藝及流程，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誠如近日報道中所言，鄭州大學考古隊在官莊鑄銅作坊的田野發掘過程中，辨識出了四類與布幣鑄造相關的遺存，包括空首布成品、尚未使用的芯范、已使用的芯范以及外范。其中最能夠直接表明官莊鑄銅作坊生產制式化金屬貨幣的遺存是空首布的芯范。此次共發現了54枚芯范，這些芯范與遺址中所出土的兩枚空首布成品銎內所嵌留的芯范完全一致，由此確定這些成品布幣就是在官莊遺址生產的。

雖目前尚未看到官莊遺址中出土空首布錢范（外范）的相關圖文訊息，可基于半個多世紀以來國內歷次考古發掘及相關研究成果的認知前提，報道中所提及的“芯范”遺存與遺跡，也已十分形象地確證了這一鑄造作坊的存在。

完全有理由相信，在跨越半個多世紀之后，從侯馬、新鄭、洛陽，到新近發現的官莊遺址，大量空首布實物、錢范（外范與芯范）及鑄幣作坊的一系列發現，都將為中國早期鑄幣史提供更為充分完整的珍貴史料，也將為國人深入了解這一古奧歷史展現出更為生動豐富的細節信息。

新莽

南陽發現鑄幣廠

新莽官府鑄幣遺址位于河南省南陽市中心城區的南陽府衙博物館院內。2017年10月，暴雨導致府衙東區發生地面塌陷，危及古建安全。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遂進行搶救性考古調查，在調查中發現了鑄幣廠遺址。

2018年1月，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后，文物部門對遺址進行了發掘。共發現文化遺跡9處，有窯址1座、灰坑8個，主要出土物有“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陶母范數百塊、坩堝(殘)、銅煉渣、鐵工具以及烘范窖遺址等，部分母范中帶有“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三月”、“后鐘官”銘文。

唐代

廣州出土鑄幣實物

考古隊員在廣州百貨大廈新翼廣場建設基址發掘出一處三國錢幣窖藏和一處唐代鑄幣遺跡。

在這處唐代鑄幣遺跡中，出土了有關鑄幣的實物材料和銅錢75枚，包括6枚成品，40枚毛坯，29枚次品，專家將該遺跡的年代定在初唐時期。

廣州博物館的主體陳列中展示了新翼廣場工地出土的“開元通寶”，在背景說明中指出“唐代廣州有專門的鑄幣機構與場所”，并在同類器物的對比展示說明文字中指出這些銅錢，“分別為唐代嶺南道廣州、江南西道潭州、山南西道興元府、揚州所鑄，說明唐代廣州與中原各地的貿易往來頻繁，貨幣流通范圍廣泛”。

南宋

杭州有“會子務”

會子是宋朝發行量最大的紙幣，發行會子是南宋一項相當復雜而重要的財政制度。

會子正式發行于紹興三十一年（1161）二月，由會子務負責。臨安城內共設有六個會子務。除了位于都茶場的本務外，另外五務也負責把民眾上交的銅錢兌換成會子。《咸淳臨安志》記載，會子庫位于會子務內，是印造會子的機構，共有204名工匠。現有的史料并未記載這204人每天的確切印刷量有多少，也沒有記載這些工匠的具體分工情況。

隨著朝廷對會子需求的增加，印刷工作可能變成了會子務的主要業務。會子務的名稱在史籍中漸漸難得一見，而會子庫則屢屢出現。

明清

北京設有鑄幣廠

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后，在北京設置寶源局，隸屬工部，天啟二年（1622年）又在北京設寶泉局，為戶部所屬的鑄幣工廠。清廷入關后，沿襲明制，在工部和戶部分別設立寶源局和寶泉局。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規定，每省只設一局，并統一將名稱以“寶”字為首。此后，各省設立的鑄幣局增減頻繁，至清光緒年間，僅存北京的寶源、寶泉兩局。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寶源局裁撤。宣統二年（1910年）,寶泉局也被裁撤。

據《北京金融史話》載：“清代雍正四年（1726年），重定寶泉局，分設四作廠鑄幣，全部位于東城界內。東作廠位于東四牌樓之四條胡同，爐十二座；南作廠位于東四牌樓之錢糧胡同，爐十二座；西作廠位于北鑼鼓巷之千佛寺后，爐十四座；北作廠位于北新橋之三條胡同，爐十二座……”

（肖伊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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