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消費”痼疾難除 拷問執法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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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消費”痼疾難除拷問執法剛性

符向軍

餐飲行業存在的一些亂收費問題長期困擾著消費者，其中設置最低消費問題尤為突出。《工人日報》記者近日在北京調查發現，一些餐館仍存在包間設置最低消費的問題，如王府井東街附近的一家餐館規定人均最低消費500元。廣東省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最近抽樣調查了省內100家餐館，結果發現有47家設置了最低消費門檻，占比接近五成。

餐飲業最低消費問題由來已久，在許多地方還是普遍性存在，不但涉嫌霸王條款，侵犯消費者的選擇權、知情權、公平交易權，還有違綠色消費原則，助長了盲目攀比大吃大喝奢靡浪費之風，消費者飽受困擾，社會多有詬病。之所以最低消費痼疾難除，并非監管層面存在法律“真空”，而是有禁不止、有令不行，拷問執法監管的剛性。

2014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明確規定餐飲業“禁止自帶酒水”“包間設置最低消費”屬于霸王條款，消費者可以起訴維權。這條規定具有“準司法解釋”的性質，實踐中具有指導意義。

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的新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定，經營者不得以格式條款、通知、聲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費者權利、減輕或者免除經營者責任、加重消費者責任等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規定，不得利用格式條款并借助技術手段強制交易。

2014年11月，商務部、國家發改委發布的《餐飲業經營管理辦法(試行)》明確規定，禁止餐飲經營者設置最低消費，違者將面臨商務主管部門最高3萬元的處罰。以上法律法規和政策措施意味著，“最低消費”問題在法律上有明確的定性，在制度和政策上有嚴格的約束。

餐廳以格式條款設置包廂最低消費，實則是對消費者自主、自愿、公平消費權利的限制，乃至強制交易，屬于霸王條款，違反了司法解釋、《消法》和上述《辦法》的規定，是無效條款，理當摒棄取締。然而，不少餐飲企業對法律禁令視若無睹，公然以行業潛規則對抗法律明規則，將“最低消費”進行到底，或讓“最低消費”以改頭換面、巧立名目的形式出現，比如以設置最低消費人數代替設置最低消費金額，以“包間使用費”代替“包間最低消費”，游走在合法與非法的邊緣，規避法律的打擊。

之所以如此，與商家守法經營意識缺失，與消費者維權較真意識不強有關，與法律缺乏明確實施細則有關，也與監管缺位有關。最低消費損害消費者權益的事例屢見報道，但鮮有不良商家因最低消費被查處的案例。實踐中，一些監管部門要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要么對消費者的投訴舉報消極應付，以致許多消費者面對“最低消費”霸王條款只能選擇委曲求全、麻木不仁。如果執法監管充分到位，如果對消費者的維權投訴都能及時有效辦理，為何有關法律法規、政策措施已出臺多年，一些地方的餐飲業仍然敢于設置最低消費，而且這一現象還比較普遍?

法律的生命在于有效實施。要真正叫停“最低消費”，首先要進一步制定法律實施細則或司法解釋，明確界定“最低消費”概念、各種違法情形及其法律后果等，避免商家鉆法律“空子”，促使商家誠信守法經營。其次，消費者要擦亮眼睛，學會搜集證據，敢于依法維權。再次，關鍵還要大力凸顯法律的剛性，執法監管部門要切實履行主體責任，主動亮劍執法，常態化進行執法檢查，對消費者的舉報積極查辦，對違規者予以通報、罰款，有效懲戒違法行為，加大商家違法成本，形成違法警戒效應，真正觸痛不法經營者的“痛處”，讓法律真正成為消費者合法權益的“守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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