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經歷的“身價” 在內卷競爭中以畸形的方式被抬高

為了得到一份心心念念的offer，大學生孫涵一年之內先后投出了幾十份簡歷。在屢戰屢敗，鮮有回音的情況下，她無奈地走入求職中介的大門。最終，在院校背景、學習能力、領導能力、經歷多樣性和工作經驗這5個方面的評估之下，中介為其心儀的offer開出了18800-28800元的價格。盡管在旁人看來，這樣的數目堪稱“天價”，但事實上，卻有不少學生甘愿為此掏錢。

聽完這個由“每日人物”報道的故事，許多人或許都會感慨：現在的大學生，求職怎么會這么難?其實，孫涵花費巨資才能“買”到的這份offer，根本不是畢業后的正式工作，只不過是互聯網“大廠”的實習機會。這既沒有多高的薪資酬勞，也不會給實習生留下轉正的承諾，這僅僅是他們未來的簡歷中短短一行“實習經歷”。

第一次看到相關報道時，我的內心只能用“震驚”二字來形容。我相信許多像我一樣，曾經歷校園實習、如今已經畢業工作一段時間的人，都會對這些現象深感詫異。在一般認知中，實習經驗固然可以為學生的簡歷“加分”，但無論如何，實習生都在給用人單位提供服務，即便主要目的不是賺錢，也斷然沒有“倒貼錢”的道理。

從經濟學的視角出發，一切與價格有關的問題，都可以在供需關系中得到解釋。實習機會之所以變得如此“金貴”，自然是因其“供不應需”。然而，這恰恰是令人費解的地方——對用人單位而言，一方面，從大學招來的實習生，用人成本遠遠低于正式員工，在專業對口的情況下，相當一部分實習生甚至不領酬勞;另一方面，“大廠”也好，“小廠”也罷，分配給實習生的大多都是基礎工作，對實習生的個人能力也并沒有太高要求。

基于以上原因，用人單位對實習生的態度，往往是“不用白不用”，不會像招錄正式員工一樣百般挑剔。在這種情況下，竟然還有學生會為此“內卷”起來，其問題恐怕不在“供”的一端，而在“需”的一端。

很多人都想得到“大廠”的正式崗位，這并不稀奇。早在我上大學時，就有不少同學為了在“大廠”的招聘中取勝，費盡了努力與心機。然而，即便是在“BAT”風頭最盛的那段時間，也沒有多少人會太把“大廠”的實習機會當一回事。畢竟，在招聘中，用人單位更多考慮的，仍然是求職者在筆試面試中的表現，以及畢業院校、專業成績之類的“硬實力”。

在更多情況下，實習經歷起到的都是“錦上添花”的作用。站在用人單位的角度上，他們很清楚實習經歷的“含金量”，因此并不會將其看得多么值錢。今天，某些學生尤其是教育背景一般的學生，不惜為了“大廠”的實習機會投入巨大成本，明顯與實習經歷的真實價值發生了偏離。就像相關報道所寫的那樣：身在“局中”的人為此疲憊不堪，身在“局外”的人對此難以理解。

或許有人會說：要怪就怪這些身在“局中”的學生太虛榮，如果不是他們自己把“大廠”的名頭看得那么重，又何必為此奔波不停?然而，仔細想想，學生并不是傻子，大多數人不會僅僅為了一份虛榮心，就以如此高的成本“困住”自己。

要理解這件事，我們需要看到一個細節——大多會為了一份“大廠”實習經歷拼死拼活的，都是就讀于一般高校，沒有“名校光環”的學生。對他們而言，除了考研、考公、考編等純粹“以考試成績論英雄”的出路外，不論是出國讀書，還是自主求職，或多或少都會遇到隱性的“學歷屏障”。像文章開頭提到的孫涵，中介之所以敢向她開出這么高的價格，就是因為所有人都告訴她：在研究生申請里，一份big name公司的實習經歷“必不可少”。

說到底，對以學術研究為主的研究生來說，這樣的實習經歷憑什么“必不可少”，誰也說不清楚。但是，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這不是一件能夠講道理的事，誰的競爭資本多一些，誰就更有機會勝出。對那些其他硬條件有限的學生而言，“大廠”的實習經歷，是少有的能幫他們彌補短板的正面“標簽”。實習經歷的“身價”，也在這種競爭中以畸形的方式被抬高。

如何讓這種“內卷”式的競爭停止升級?要回答這個問題實在太難，整個社會都還在尋找答案。不過，具體到實習這件事上，這種現狀并非不可改變。對“大廠”而言，杜絕個別HR與中介機構勾結，私下“販賣”實習機會，是可以做到、也理應做到的事。正是因為有人將本該公開放出的實習機會“待價而沽”，才強化了與此相關的惡性競爭。與此同時，社會也要逐漸摘下“有色眼鏡”，為教育背景一般的學生提供更公平的競爭機會，讓他們能憑借實力證明自己，而不必再為了無謂的“標簽”費盡心機。

標簽： 大廠 實習，內卷，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