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新政下焦慮的群體除了培訓機構老師 還有成萬上億的學生與家長

“課程可能取消吧。”“不知道錢怎么退?”……7月27日，在廣州珠江新城學而思機構一間課室里，家長三三兩兩坐著，有5位中年婦女正在低聲討論。

窗外是廣州夏天38°C的高溫，藏身甲級寫字樓的學而思教學如常進行。寫字樓門口仍有學生在媽媽或是祖輩的陪伴下，絡繹不絕地來上暑期補習班。當孩子在大班教室上課時，家長在門口過道或是一些空閑的課室等候。

此時，家長們的議論則緣于前幾日一個“變天”般的政策。

7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學科類培訓機構一律不得上市融資，嚴禁資本化運作。并且確定北京市、上海市、沈陽市、廣州市、成都市、鄭州市、長治市、威海市、南通市為全國試點，其他省份至少選擇1個地市開展試點。

7月25日晚，不少教育上市公司發布公告表態。例如昂立教育曾發布公告稱，學科輔導類的業務收入約占2020年公司總收入的55%。公司堅決擁護中央決策部署，深刻領會《意見》精神，評判《意見》落地實施可能造成的影響并制定相應的措施。

據網經社數據顯示，2020年全年在線教育融資總金額超過539.3億元，較2019年的146.8億元同比增長267.37%，為近五年最高，且超過了過去四年的融資總金額。消息一出，引發教育概念股的連日“巨震”。

7月28日，中國基金報援引外媒報道稱，監管與各家國際投行中國負責人召開會議，安撫市場，澄清市場憂慮，指出教育產業的政策是獨立的，無意擴大到其它行業。

受消息面利好刺激，7月28日美股市場，教育股漲幅居前，掌門教育漲超26%，高途漲超25%，第一高中教育漲近20%，好未來漲超16%。

A股市場方面，7月29日教育概念股獲得支撐，截至收盤，佳發教育(300559)漲15.01%，報9.73元;豆神教育(300010)漲5.80%，報3.83元;開元教育(300338)漲5.80%，報4.81元。“素質教育”概念股海倫鋼琴(300329)更是四天之內三次漲停板，29日收盤，海倫鋼琴漲19.98%，報10.87元。

盡管教育概念股“喘了一口氣”，但如何轉型求生成為了擺在教育機構面前的首要問題。據《北京商報》，在新東方內部會議上，甚至有人建議公司轉型做托兒所，俞敏洪忍不住落了淚。

“雙減”新政下，彷徨焦灼感仍在教培圈、家長與學生之間迅速蔓延。 廖老師是廣州一家重點中學的老師，在他看來，“雙減”政策切中了問題所在，但關鍵是如何科學落地。

教培市場的熄火，早有先兆

“早在去年寒假，行業內就隱約感受到政策監管上的壓力了。”7月28日，一個月前剛從新東方教師崗位離職的亦菲對時代財經回憶道。

“當時主管領導突然問大家是否有教師資格證，如果沒有，需要快點考出來，還叮囑說這是第一要務。”亦菲說，為了引起大家足夠的重視，主管還稱“后期如果沒有證就會減少老師的排班量，一定程度上就會影響收入和工作”。

事實上，今年1月在教培圈就流傳政府對教育培訓行業的監管可能會收緊，因此對從業人員的資格越發嚴格。當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教育部黨組書記、部長陳寶生就指出，要加大力度治理整頓校外培訓機構，治理的重點是整治唯利是圖、學科類培訓、錯誤言論、師德失范、虛假廣告等行為。

4月，措施變得更加具有針對性。教育部在4月2日召開的新聞通氣會上，要求作業、校外培訓要為學生睡眠讓路，不得以課前預習、課后鞏固、作業練習和微信群打卡等形式布置作業。

“當時為了響應政策調整，我們也不給學生布置作業了，這是一個比較大的變化。”亦菲說道。

然而，即便此時的監管和處罰手段偶有波及，但背靠頭部機構的從業者們似乎并沒有太多實感，“雖然情況反反復復，但那時候大家還是樂觀的，因為相比規模較小的機構，大家會覺得新東方這樣的大機構并不會受到太嚴重的影響。”

直到7月24日，“雙減”政策的落地，擊碎了所有人的僥幸心理。

教培市場的火熱恍如昨日，而如今被圍困在系統中的輔導老師則多達千萬名。

據AI財經社報道，一些頭部教育教培機構的人員規模甚至堪比現代化中大型工廠：猿輔導員工約5萬余人，其中斑馬有2萬多人，好未來有5-6萬員工，作業幫員工數也在3-4萬之間……《中國企業家》此前報道數據顯示，在我國校外培訓機構的數量有70萬家之多。

2019年畢業進入新東方的亦菲回憶起當年入職培訓時的場面表示，同期參加培訓的大概有一兩百人，而她所在的語文組共有30人參加培訓，最后只有18人能留下，其中不乏出身名校的畢業生。

不得不承認的是，高于當地平均收入的薪酬是吸引這些年輕人入局的重要原因。

與亦菲同年入職某頭部教培機構的小林一直是團隊業績第一名。在寒暑假的旺季，1997年生的小林一個月能拿到3-4萬元薪資，即便在淡季也有2萬多。

但高薪背后是無節制的加班。去年的暑期旺季，高強度的工作使得亦菲經常覺得心臟隱隱作痛，小林則陷入了一天工作長達19小時的連軸轉的境地。

“從早上8點上課上到晚上6點，一天要帶50-70名學生，6點下課后還要繼續改作業、備課、發反饋、錄分……我已經連續9天加班到凌晨3點了。”即便如此，小林也依舊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我的學生家長每天都怕我死掉。”

不過這次小林似乎終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她告訴時代財經，她所在的機構目前已經暫停了8月中旬之后的線下課，“暑假所有的課都堆到8月中旬前上完，8月19日之后停課，也沒說停到什么時候，一切都是未知的。”

已經離職的亦非雖然逃脫了這個“修羅場”，但最近經常也會聽到前同事們的抱怨和擔憂，“大家都很害怕，但目前也沒有一個確定的方案出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先把這個暑假熬完再說。”

戛然而止，重回教培的“初心”

對于依舊被圍困在教培系統中的輔導老師們而言，近日來思考最多的大概就是“何去何從”的問題。

“很多同事現在已經在謀求新的出路了，看一下能不能轉到學校，或者做一對一家教之類的工作。”亦菲告訴時代財經，目前她已經提前找到了下一份工作，即去某所私立小學任教，預計9月份將正式入職，“先慢慢積累經驗，然后會準備考編。”

實際上，早在去年年底亦菲就向公司提出了離職的想法，之所以一直等到今年6月，“還是想把手頭上的孩子們帶完，我覺得這是一種責任。”

“因為我不想再繼續干跟銷售相關的工作。”談到離職原因時亦菲說道，這里的“銷售”實際上幾乎是所有教培機構的輔導老師工作中無法剝離的一部分，即讓家長們在孩子結束一段課程之后，繼續購買下一階段的課程，也叫“續課”。

雖然頂著“老師”的頭銜，但亦菲經常覺得自己更像是一個“服務人員”。

機構通常會給每位輔導老師設立一定的續課、賣課的KPI，而所謂的續訂率、滿課率通常又會和老師們的薪資掛鉤。為了達成KPI或者增加收入，不少老師會在現階段課程結束后通過一些話術勸說家長們續訂。

時代財經記者走訪學而思、新東方，以家長身份咨詢六年級升初一的預備班，課程涉及語數英三科，價格均為297元，每一門課程僅為99元。隨后該新東方老師介紹，如果讀了預備課程，后繼報秋季的補習課程能夠有優惠。

“雖然我們不會強制續課，但在當家長們出現猶豫的情況時，我們也會以‘要讓孩子養成長期學習的習慣’‘培優補弱’等說辭來勸說家長。”而這也讓亦菲經常感到無法得到家長們的尊重，“很多家長在不續報之后，就會立刻拉黑或者刪掉我。”

不少和亦菲一樣有著教育理想的年輕人誕生出挫敗感和失落感，“這其實已經背離了教育的本質”。

在被資本裹挾的這些年，這樣的反思同樣困擾著教配行業的“教父級人物”——創辦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的俞敏洪。

在今年6月播出的《十三邀》與許知遠的對談中，在回答是否會對教育培訓本身有懷疑這一問題時，俞敏洪坦誠，他是糾結的，也會自我懷疑、左右互搏。“其實因為懷疑，所以我做新東方做的不是那么帶勁”，但由于市場的需求、家長與學生的信任、資本的加持，他不得不在這條道路上“一路狂奔”。

在教育培訓如日中天的日子里，一方面新東方等機構幫助了積極進取的學生，使得他們憑借優質的學習資源贏取更好的未來。另一方面，新東方等機構在某種意義上加固了應試系統，也加劇了受教育的不公平性。俞敏洪在上述訪談中承認，學生來到新東方，有資源有能力，自然他的考分會更高。對于那些沒有資源的人，實際上是不公平的。城市和農村的孩子都能去高考，但是這之間的鴻溝是無形的。

21世紀教育研究院理事長、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楊東平近日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在公辦和民辦學校之外，出現的體量更大的第三個類型——校外培訓教育。“這使得教育的功能發生大紊亂，最突出的就是全民性的教育焦慮、教育成本增加、學業負擔增加，最終引發了最高決策。”

家長們的焦慮何處安放？

當時代財經以家長身份咨詢“雙減”政策是否會影響開課時，學而思與新東方的老師均表示，目前尚未接到正在授課的課程有任何變化的通知。至于8月份新開的課程，學而思的老師則稱，建議報名一對一，或是8人小班;至于秋季開課詳情則需要家長帶孩子到學校后，再看如何安排。

在記者咨詢過程中，也有家長來到前臺咨詢類似安排。“雙減”新政下，焦慮的群體除了千千萬萬的培訓機構老師，還有成萬上億的學生與家長。

在學而思上小升初課程的高飛告訴時代財經，同學之間也有議論之后的課程如何安排，“未來可能初中的補習課程暫停，小學生的還可以上。也有可能都轉線上，反正都有攝像頭。”高飛提到，她此前曾經在另一家名為品讀行教育機構補習，目前品讀行的課程已經改為興趣班，例如跳舞、小主持人等。

邵女士家里有個讀二年級的女兒，她告訴時代財經，就在新政公布的那個周六，補習班的老師告訴他們，這一次還能報班，但之后不確定，而之前課程突然被下架。“一直都沒有消息，到今天突然說只剩最后一個學位了。”這導致她無法選到合適的班型與時間。“感覺這些機構也禁止不了，可能最后更隱蔽一些。到時候就要搶好師資，或者收費更貴。這對于家長來說或許更麻煩。”

邵女士稱，現在教育焦慮確實成為了阻擋人們考慮二胎、三胎的重要原因。她給時代財經講述她在一家教育機構午休時候看到的情景，“本來小朋友上下午都有課，已經很辛苦了。中午休息，外賣還沒送到，一個家長扔了一份卷子給小孩‘給我做’。”邵女士直言，“孩子們太難了，再生多一個，我搞不贏。”

但現如今，“雙減”新政的落地也讓邵女士覺得無所適從。

“過去是沒有條件，現在有條件了，家長怎么會不好好培養自己的孩子?尤其是我們這些普通家庭，要拿什么給孩子做支撐?”

與邵女士同樣焦慮的家長不在少數，不少家長在培訓機構群、家長論壇表達焦慮。有人調侃“讓新東方去南昆山開課，大家一邊呼吸負離子、一邊補習”。有網友稱，雙減工作致使一部分人不用再焦慮了，可是另一部分人就更焦慮了，因為社會競爭，畢竟還是很激烈的。

7月28日，全聯并購公會信用管理專委會專家安光勇對時代財經表示，教育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短期內的政策變動，會打破原先的平衡，給教育的慣性帶來很大的沖擊。“一是家長的水平參差不齊，無法代替原先的教育機構給孩子應有的教育;二是讓家長付出和犧牲更多時間和金錢上的代價，來彌補因教育機構的消失而導致的空缺。”

“叫停培訓機構以后，學生和家長肯定都會不適應。”廖老師是廣州一家重點中學的老師，在他看來，“雙減”政策切中了問題所在，但關鍵是如何科學落地。

廖老師對時代財經分析，學生可能短時間內不知道該干什么，不會自主安排時間，更別說自主學習了。家長周末也會少了很多自由時間了，不能像以前一樣把孩子安放到機構。“政策落地后，家長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給家庭和孩子。而中國家長，或是由于家庭觀念的原因，或是囿于時間有限，并不習慣這樣的狀態。”

廖老師認為萬事起頭難，社會需要先把家長的周末還給家長，家長才有可能陪伴孩子，這樣才能走向良性循環。

廖老師進一步指出，“雙減”后不能把所有問題推給學校和老師。“之前學校和老師的工作并沒有因為機構的存在而減少，所以以后也不應該因為機構的減少而增加。課余生活一定是學生在家的，在社會的，而不是在校的。否則學生的學習負擔不可能減少，只是換一個地方而已。”

應試教育的反思與素質教育的重提

《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指出，“完善家校社協同機制。進一步明晰家校育人責任，密切家校溝通，創新協同方式，推進協同育人共同體建設。”“鼓勵有條件的學校在課余時間向學生提供興趣類課后服務活動，供學生自主選擇參加。”《意見》的指引讓家長們想起了十年前倡導的減負與素質教育。

邵女士也認同“雙減”政策的出發點，但她無奈稱，無論素質教育的變樣還是應試教育的白熱化，歸根結底還是升學的競爭壓力所致。從家長角度看，過去倡導的素質教育并無給孩子在高考、升學等帶來較大優勢，所以助力應試教育的教培市場才不斷壯大。

廖老師稱，素質教育和應試教育并不矛盾、并不沖突，兩者是不能分開，更不是對立。教育一方面是通識教育，大眾教育，基本能力教育，這部分是所有孩子都必須接受的;一部分應該是因材施教的、興趣愛好的、擅長的、自我選擇的，并不是所有的素質每個孩子都要接受。

廖老師指出，當下問題的癥結在于把教育當作了手段，工具化了。

“一開始大談素質教育時，我們的教育完全是填鴨式的、為了考試的教育，考的就教就學，不考的就不學。但今天把所有認為應該培養的素質都拿來考試，其實是另一種應試而已。音樂重要，考!體育重要，考!實驗動手能力重要，考!這其實還是應試教育。”廖老師稱，“教育的本質應該是培養孩子成長，個人的成長。而我們今天的社會更多地把教育當作了一種手段，升學的手段、就業的手段、賺錢的手段等。”

安光勇進一步指出，之前的素質教育與升學體系相關。市場上的教育機構，只是根據家長的要求，培養出所需的結果。即市場上的教育機構的KPI只是成績、升學率等單一標準。因此，此次改革要想得到成果，需要變革相應的制度，而不是現象本身，“我們需要治標，更需要治本。”

在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綜合研究部副主任張家勇看來，從長期看，素質教育與升學率沒有矛盾，在教育評價改革日益受到重視的背景下，應試教育的短期性、功利性和有效性將大大削弱，體現素質教育要求的考試招生改革、社會選人用人制度改革將成為支撐和保障。

張家勇對時代財經稱，不能上普通高中也不意味著沒有發展空間和美好前程，伴隨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完善，普職融通、中高職貫通、職教本科、職教高考等中職畢業生的上升通道越來越寬闊，未來中職畢業生可能會比普通高中畢業生發展路徑更寬更廣更誘人，完全沒有必要過分焦慮中考分流的影響。

(文中采訪對象亦菲、小林、高飛、邵女士、廖老師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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