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近畢業,學生在上交論文前要面臨一道無法逾越的關卡——論文查重。即將寫好的論文放入專業數據庫,和已有論文比對,防范抄襲、剽竊等行為的發生。
一個固定的重復率“過關”百分比數字,是學生追求的終極目標。為了讓論文符合要求,不少學生會付費在網絡平臺先行檢測。缺乏監管、魚龍混雜之下,學生付出少則一天飯錢,多則半月生活費后拿到的查重報告很有可能良莠不齊。
更重要的是,為預防學術不端而設計的查重系統,使用中又漸成學生可以參照修改,規避重復之處的重要輔助。這臺防范學術不端的“測謊儀”,正面臨成為“幫兇”的尷尬局面。
現狀
“沒有一個人不怕重復率”
學生對查重的重視,背后無疑體現了學校在此方面的嚴格要求。多名高校教師均表示,近年來,尤其在翟天臨學術不端事件后,學校普遍更為強調對學生論文重復率的檢查力度。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孟小良介紹,上交畢業論文前,學生需先自行查重,相當一部分學生會查兩三次甚至更多。“因為你不可能每句話每個字都是自己寫的,重復率對現在的畢業生很重要,沒有一個人能說自己不怕重復率。”
關于重復率的標準,各個學校、學院規定不同。據孟小良觀察,大多設置在百分之十幾的范疇,最高也不過20%左右。學校層次越高、偏研究型的大學,會將重點放在對碩士和博士生的查重上,二三本院校則重點檢查本科生論文。
北京交通大學建筑與藝術學院副教授吳濤稱,學院對重復率有個控制的經驗值,“大致在10%以內”。據他了解,學生上交論文前會“各顯神通”,搜尋多種途徑進行查重,網絡上“已經形成了一條產業鏈”。
吳濤介紹,學院查重使用的是校圖書館所購買的數據庫,常用的為知網、維普、萬方等。而學生自行查重的數據庫未必符合這些標準,若重復率過高,則需在1至2周期限內修改降重,再次提交。
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陳京表示,本科與碩士生向院里提交論文時,還要附有一份相應的查重報告。通常本科生要求重復率在20%以內,碩士生15%以內。“學校給每位畢業生兩次中國知網查重使用權限,但可能不太夠,就得自己找地方去查。”
陳京透露,自去年起,教育部對高校論文的抽查比例和力度均大大提高。比如碩士論文往年只是5%、10%的抽檢,去年許多高校全部送檢。有些高校送審后,經外校專家審查不通過的比例高達百分之十幾。“就是說送了100份出去,居然有15份存在爭議。無論是否最終認定為剽竊或不規范,對高校都有很大影響。甚至可能會限制、削減研究生的招生名額。如此壓力下,學校對重復率三令五申、如履薄冰也就不奇怪了。”
手段
“換詞注水只為降重”
得到了查重結果后,學生們要做的就是想方設法“降重”,即降低重復率至學校允許的范圍。令學生稍感“慶幸”的是,重復率雖然卡得很死,但將系統比對出的重復之處一一進行“加工”,使其變得“不重復”,還算有操作路徑可循。
這兩年,研究生鄭磊沒少為查重頭疼。學校要求嚴格,不僅畢業論文,日常無論必修選修,只要是寫論文,都有重復率的要求。
“學校規定重復率要低于20%,一開始沒太多概念,覺得比較容易,沒想到竟成了我一塊兒心病。”第一學期,有門科目要求提交一份關于數字經濟的研究報告,收集各種數據資料,再整合自己觀點和課堂上老師教授的一些理論,鄭磊撰寫了一篇4000字左右的小論文。
交作業之前,信心滿滿的鄭磊本想“走個形式”,找了一家網絡平臺查重,沒想到結果讓他嚇了一跳:“重復率高達50%多!”連“具體來看,數字經濟具有以下特征屬性……”這樣單純的過渡語句,都被判定為“輕度抄襲”。查重平臺給出的修改建議是“詳細來看,數碼經濟具備以下特色屬性”。
“這不就是同義詞替換嗎?”雖不太認同,為了保證論文能順利過關,鄭磊只好按照平臺給出的建議,把論文重新改了一遍。
兩個學期下來,鄭磊已經總結出降重規律——少引用、多注水。即盡量不引述別人的觀點和數據,尤其避免大段的理論描述。實在需要引用,要再用自己的語言反復解釋“注水”,以降低重復率。
身為指導老師,吳濤表示自己關注并詢問過學生降重的辦法。“主要就是修改重復段落語句措辭,一句話正著說、倒著說、刪字加字、用同義詞替代,系統就查不出來了。”網絡上,不少為論文查重所苦的網友還貢獻了更多形形色色的“降重寶典”——將外文文獻譯成中文再用;將圖標中的文字敲出來或將文字以圖表呈現;甚至瞄準重復部分加標點、加空格……在人類“智慧”面前,機器自然不是對手。
爭議
“重復率越低不等于學術性越高”
防線雖可突破,束縛和障礙卻真實存在。以那篇50%重復率的論文為例,鄭磊覺得冤屈——自己并沒有抄襲,為什么重復率這么高?
仔細閱讀檢測報告,他發現文中所有引用的理論和數據,以及一些常用句式和觀點,都被判定為重復。將它們全部刪除或改掉,降低重復率的同時也無形降低了論文質量。“少了支撐,論文顯得虛頭巴腦。多多注水,寫得全是廢話,我自己都不好意思。”鄭磊坦言,明白學校查重的苦心,也會努力在作業里體現自身觀點。但被“查重”困擾的同學絕不止他一人,“感覺與學校初衷背道而馳。”
“引用的資料注明來源出處,從學術上其實不應屬于‘復制粘貼’范疇,但軟件基于目前的算法,還是會將其歸為‘重復’來計算。”孟小良坦言,本科生包括碩士生的論文,很難要求全部獨創,一點參考也不用。加之論文寫作常會不自覺使用一些高頻表述方式,即便完全原創,也有可能相似或雷同。“實事求是講,設定的重復率很容易突破。”
此外,單純看重復率還可能會造成“誤傷”,例如研究古代漢語、古典文獻等,常常需要大量引用史料。“當然學校也允許導師和學生提出申請,說論文要寫這種特殊類型。但說是允許,操作起來很麻煩。所以導師和學生一開始就會覺得算了,選一個盡量能通過查重的題目,對付著寫寫吧。”
在孟小良看來,重復率是論文最明確最硬性的標準之一,自然會引得學生付出精力與之斡旋。“但重復率越低,學術性越高嗎?并不是這個邏輯。表面文字不重復了,實際上論文的核心價值——創新、獨立的見解,這些更重要的東西軟件反倒無能為力,查重只能解決最低層次的問題。”
陳京認為,每年畢業生選題千奇百怪,就算是老師也無法窮盡。而學生的自覺性、老師的責任心……這些無形的標準難以考核。查重系統作為客觀把關機制,更加具有效率,也不能輕易割舍。
至于改頭換面的“洗稿”,陳京直言以目前的評價體系的確無法徹底解決。“對高校來說,應該有兩道把關。依靠AI機器查重,畢竟是‘死’的辦法,人的把關是另一重,老師們要盡職盡責,學校多開設文獻閱讀和寫作相關課程,盡到培養機構100%的努力。”
承認查重系統局限性的同時,吳濤也肯定其積極意義。“碩士論文這幾年越寫越多,一般三五萬字,到六七萬字的也有。”他坦言,學院對碩士培訓的定位本就偏向應用性,在校時間也短。“通過強調查重讓學生心存敬畏,在道德規范、引用方式方法上要求嚴格,完成一次正統的學術訓練,還是有一定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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