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逝世30年】他為何與文學告別：不隨時代不依政治 不服多數不眷都市

1947年，45歲的沈從文發表了他文學生涯中的最后一篇小說《傳奇不奇》。此后，他擱下筆，轉而研究文物去了。

次年，在寫給一個青年作者的信中，沈從文提到了擱筆的緣由，“人近中年，觀念凝固，用筆習慣已不容易扭轉，加之誤解重重，過不多久即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這是我們一代若干人必然結果。”在另一封信中，沈從文將這個想法更為詳盡地解釋了一遍：“人近中年，情緒凝固，又或因性情內向，缺少社交適應能力，用筆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 ’字出發，此時卻必需用‘信 ’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這是我們一代若干人必然結果。”

在這兩封信中，沈從文明確點出，他將擱筆的最重要原因，是因為他自覺無法扭轉寫作方式，并將無法扭轉的原因歸結為個人狀況與性情缺陷。寫作二三十年，寫法很難轉變，這個說法看上去頗有幾分說服力。然而，沈從文論述中的矛盾之處又顯而易見，仿佛故意埋了一個破綻于此——如果擱筆只是他的個人行為，由個人性情導致，那么為何他要寫“這是我們一代若干人必然結果”?

要了解個人的擱筆與“我們一代人”的關系，要從沈從文所說的“思”與“信”的沖突說起，因為“思”與“信”的選擇不僅概括了他個人的文學創作態度與時代潮流之間不可消停的矛盾，也代表著彼時那一批人站在時代轉折之處的猶疑心態。

“時代”：文學的審判人是時間，而非“反動”的評價和背后的暴力

“思”與“信”的矛盾從沈從文創作之初就開始顯現了。所謂“思”，我們可以從沈從文此前的作品以及自述中看出。1934年，在回到湘西的旅程里，沈從文與船上舵手、水手和吊腳樓河街上的許多人物重新相遇——他們吃酒吃肉、大聲笑鬧，成日奮力拉船，喚起了他極大的興味與寫作的沖動。

他在對張兆和的信中說，“他們那么莊嚴忠實的生，卻在自然上各擔負自己那分命運，為自己，為兒女而活下去。不管怎么樣，卻從不逃避為了活而應有的一切努力。他們在他們那分習慣生活里、命運里，也依然是哭、笑、吃、喝，對于寒暑的來臨，更感覺到這四時交遞的嚴重。……我會我自己的力量，為所謂人生，解釋得比任何人皆莊嚴與透入些!”沈從文愿望將自己的寫作投入對這些人的觀察中，他甚至得意地對妻子說，“他們生活的單純，使我永遠有點憂郁……我多愛他們，五四以來用他們作對象我還是唯一的一人。”

也是在這次行程回返之后，沈從文完成了《邊城》，寫在湘西一個叫做茶峒的小山城里，有一戶單獨的人家，只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子，一只黃狗。在一篇文章中，他將這種基于樸素人生觀察的書寫表達得更加完備：”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邊城》第一版樣本

“思”是沈從文意圖表現的對于樸素人生的一種思索，這種思索根植于他所生長的環境之中，在他看來，這一點與五四其他作家迥然不同。那么所謂的“信”又是什么呢?

1948年11月，在一場名為“今日文學的方向”座談會上，沈從文與馮至、廢名觸碰到了文學與限制的關系，并將限制比喻為“紅綠燈”。馮至說，“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紅綠燈。”沈從文道，“也許有人以為不要紅綠燈，走得更好呢?”廢名則說，“文學變了。歐戰以前的文學家確能推動社會，如俄國的小說家們。現在不同了，看見紅燈，不讓你走，就不走了!”沈從文又回應道，“我的意思是文學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響以外，還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單方面的守規矩而已?”

以上面這段記錄看來，沈從文當然了解“紅綠燈”是行走的規矩，然而與馮至理所當然地接受“紅綠燈”的指揮不同，他對這種指揮是否必要、是否合理發出了疑問，就算接受了指揮，也要問一句文學是否能對“紅綠燈”進行反作用。我們很容易將這次討論會與歷史大背景聯系起來，因為那時遼沈戰役已經結束，平津戰役正要開始。然而，沈從文的質疑態度，早在“歷史大變局”前就可尋覓蹤跡。

在這次討論以前，沈從文就已多次發表過對文學與國家、時代、商業以及公眾之間的關系的論述。在1936年的一篇文章《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中，他幾乎是沉痛地提到，“時代”這個詞對于作家思考與寫作能力的侵蝕，“這名詞(指時代)本來似乎十分空虛，然而卻使青年人感到一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魔力。”在1941年在西南聯大國文學會的演講《短篇小說》中，他也將作家與時代的遠近關系道出，“一個作家一和藝術接近，也許因此一來，他就應當叫作‘落伍’了，叫作‘反動’了，他的作品要被什么‘批評’了，‘檢查’了，他的主張就要被‘圍剿’了，‘揚棄’了。”

沈從文認為，文學的公正審判人，并不是 “落伍”或“反動”的評價以及它們所凝結的威脅或恐嚇的暴力，而是時間。時間會讓好的作品顯形，也會讓假的作品銷聲匿跡，哪怕曾經它“得到多數”。他說，“‘得到多數’雖已成為一種社會習慣，在文學發展中，倒也許正要借重‘時間’，把那個平庸無用的多數作家淘汰掉，讓那個真有作為誠敬從事的少數，在極困難中受實驗，慢慢的有所表現……”正因為文學的評判者不在“時代”或者“潮流”上，所以試圖諂媚“多數”的文學自然是膚淺的、不誠實的。

從以上所列舉的種種看來，早在擱筆之前，沈從文就已經意識到了“思”與“信”之間的沖突。將“思”與“信”的問題，更加具體到寫作與批評中，問題又關系到了沈從文與眾不同的、作為創作者的身份認同。

“鄉下人”：我存心放棄你們，沒有你們要的“思想”和“血淚”

明顯地，對于沉溺于“得到多數”的文學，沈從文的批評格外嚴厲。在1933年的《文學者的態度》一文里，他就舉出了一種“玩票白相的文學家”現象，這種作家“做文學不從文學本身誠實地做”。在上海，他們寄生于書店、報館和官辦的雜志，從作品以外獲得成功;在北京，這些人寄生于大學、中學以及種種教育機關中。

站在“玩票白相的藝術家”及“得到多數”對面的，是真正誠摯的文學家。這些文學家中，當然有他自己。沈從文從創作初始，就將自己鄉下人的身份與城市人區分開來，并激烈對抗著城里人對鄉下生活的“好奇”與“驚訝”。在1930年《生命的沫》題記上，他寫道，“我的世界完全不是文學的世界;我太與那些愚暗、粗野、新犁過的土地同冰冷的槍接近、熟習，我所懂的太與都會離遠了。……把我的世界，介紹給都會中人，使一些日里吃肉晚上睡覺的人生出驚訝，從那驚訝里，我正如得到許多不相稱的侮辱。”

正是不想得到“不相稱的侮辱”，在發表于1934年的《邊城》題記里，沈從文說自己寫《邊城》，把“多數”的理論家和讀者都放棄了，只預備給這一些讀者，他們“真知道當前農村是什么，想知道過去農村有什么，也愿意知道點世界一小角隅的農村與軍人”。

上世紀30年代 沈從文和張兆和

在1936年發表的《習作選集》序言中，沈從文接續著《邊城》題記里“放棄多數”的觀點，表現出對“落伍”還是“不落伍”的評價嗤之以鼻，也對文學創作要有“血淚”“思想”的要求發出質疑。他說：“你們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淚’，且要求一個作品具體表現這些東西到故事發展上，人物言語上……你們要的事多容易辦!可是我不能給你們這個。我存心放棄你們，在那書的序言上就寫得清清楚楚。我的作品沒有這樣也沒有那樣。你們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說的是什么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沈從文說自己的作品沒有“血淚”、“思想”，并不是說他的作品中就沒有嚴肅的思考，這似乎更接近一種他對于文學批評千篇一律、浮于表面的諷刺。就像前文所提到的，他對于湘西水手、妓女及一切普通人生的關切，對于“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執著，以及所寫的那些人物——比如懷有心事的少女翠翠(《邊城》)，看望做妓女老婆的水手(《丈夫》)——都遠比抽象概括的所謂“血淚”和“思想”更為立體。

符合沈從文的審美標準的作家里，有他喜愛并提攜的蕭乾。他在蕭乾第一本小說的序言中，評價蕭乾的作品“生氣勃勃”，稱蕭乾為“鄉下人”，并希望他永遠是個“鄉下人”。“鄉下人”也是沈從文的自我認同，他在《從文小說習作選》的序里說：“我實在是個鄉下人，說鄉下人我毫無驕傲，也不在自貶，鄉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遠是鄉下老的性情，愛憎和哀樂自由它獨特的式樣，與城市人截然不同!”

“鄉下人” 少年沈從文

由此，將蕭乾稱為“鄉下人”自然是夸獎了，單看沈從文對蕭乾的評價可能還不足夠。如果我們對比1930年對郭沫若的小說批評，沈從文的偏好就體現得更為明顯了。在這篇評論里，沈從文將郭沫若的小說稱為“英雄主義者的雄強自信、看準了時代的變”，并認為郭沫若是“英雄、詩人、煽動者”，根本不是小說家。“小說方面他應當放棄了他那地位，因為那不是他發展天才的處所。一棵棕樹是不會在寒帶地方發育長大的。”

自覺地將自己認同為“鄉下人”，且一再強調著，作為“鄉下人”他會選擇或拋棄什么樣的寫作，會贊同或反對什么樣的小說——比如反對“英雄”與“煽動者”的作品。后來的歷史證明，不管是“思”與“信”，還是“鄉下人”與“英雄”，其中的沖突，正隨著“時代”的發展(時代，又是沈從文非常討厭的詞匯)逐漸地變得不可收拾。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北平淪陷，戰爭來了，在1937年到1947年的十年時間里，他一邊持續不斷地寫作，一邊精神危機漸顯，至后來最終擱筆也不奇怪了。

“悲劇性”：當下建筑在少數人的霸道無知和多數人的遷就虛偽上面

適逢亂世，1937年，沈從文隨北大、清華教師撤離北平，1938年到達昆明，在西南聯大授課。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的汪曾祺選過沈從文的三門課，分別是“各體文寫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 。

沈從文(右)和汪曾祺(左)

“思”與“信”之間長期不可調和，作為鄉下人常年生活在都市中，又恰逢家國離亂，沈從文的精神危機愈發顯著了。更早的時候，1930年，他就曾抒發過相似的內心痛苦，“力的衰頹，生命的迸散，我看到我自己的腐爛與滅亡，暗啞不敢作聲。”1939年，他在日記中寫道，“如今居然已生活在二十年前的夢境里，而且感到厭倦了，我卻明白了自己，始終還是個鄉下人。但與鄉村已離得很遠很遠了。”又寫，“我發現在城市中活下來的我，生命儼然只淘剩下一個空殼。……生命已被時間人事剝蝕快盡了。”

也是在這個時期，沈從文屢屢提到自己血液中的悲劇性格，似乎預見到了自己的未來，在1937年離亂時期致張兆和的家書中，他寫道，“我這人原來就是悲劇性格的人物，近人情時極盡人情，天真時透底天真，糊涂時無可救藥的糊涂，悲觀時莫名其妙的悲觀。”在出版于1941年的《燭虛》中，他又這么說，“我正感覺楚人血液給我一種命定的悲劇性。生命中儲下的決堤潰防潛力太大太猛，對一切當前存在的事實、綱要、設計、理想，都找尋不出一點證據……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數人的霸道無知和多數人的遷就虛偽上面。”

不能忽視的是，沈從文的“悲劇性格”可能也與現實的刺激有關，除了戰爭、離亂、饑餓、貧窮，對他造成刺激的還有評論界的嚴厲批判。聶紺弩就曾和夏衍等人發表文章，批評沈從文刊在西南聯大《國文月刊》上的文章《從周作人魯迅作品學習抒情》。1943年，郭沫若在紀念“文協”成立五周年的紀念文章中，激烈批判了沈從文認為文學應遠離政治的觀點，他說：“在抗戰期間作家以他的文筆活動來動員大眾，努力實際工作，而竟目之為‘從政’，不惜鳴鼓而攻，這倒不僅是一種曲解，簡直是一種污蔑!”

沈從文的老朋友巴金如此形容沈從文被“圍攻”的情形，“在昆明他的某些文章又得罪了不少的人。因此常有對他不友好的文章和議論出現。他可能看到一點寂寞，偶爾也發發牢騷……”

敏感的沈從文，在這一時期里，將對樸素人生的具象思索轉向了抽象的思索，他思索民族命運、現代文明——如前文所說，其實他對于這些問題的思索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只是在這個時期顯得更為激烈了。 他寫作湘西的小說《長河》，已經與《邊城》大為不同，將“現代”代入到了湘西世界，《燭虛》中也顯現出復雜的內心糾纏。在1943到1944年間，沈從文的一系列“魘”出版了——《綠魘》《黑魘》《白魘》，意指“從生活中發現社會的分解變化的噩夢的意思”。

他在大時代里的“抽象”轉向，自然也引起了批評。1946年，沈從文以《從現實學習》一文回應了這種“不懂現實，追求抽象”的批評，又一次倔強地講到了他的“現實”與他人理解的本不相同，脫節不脫節也不是別人能定論的。“近年來常有人說我不懂現實，追求抽象……在楊墨并進時代，不免近于無所歸依，因之落伍。這個結論不錯……極不幸即我所明白的現實，和從溫室中培養長大的知識分子所明白的全不一樣，和另一種出身小城市自以為是屬于公共分子明白的也不一樣，所以不僅目下和一般人所謂現實脫節，即追求抽象方式，恐亦不免和其他方面脫節了。”

而關于這篇文章，不出意外地引來了更多的批評。《文匯報》刊載的《沈從文批判》說，這篇文章讓人更加“失望和憎惡”，“充滿了一個被時代所拋棄了的作家的控訴和憤懣”。在上海舉行的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辭年晚會也檢討了文藝界的四種不良傾向，其中之一便是以沈從文代表的“自命清高，但不甘寂寞”、“脫離現實在清高的地位上說風涼話”的人。晚會的檢討刊載成了新聞，郭沫若看到后，也著文批評了“搞小說的少數溫室作家”。

在批評的浪潮和自我的精神危機之中，沈從文的文學生涯走向了終結。在1947年的最后一篇小說《傳奇不奇》之后，他告別了文學。

本文寫作參考了《沈從文的前半生》與《沈從文的后半生》（張新穎 著）。

標簽： 沈從文